傅君诏： 从留学美国到土法炼钢（第9/11页）

熊：1958年就大炼钢铁了……

傅：钢铁学院的大炼钢铁是比较出名的，引起了康生和周总理的重视。根据原初的设计，我们钢铁学院有一个与冶金专业相配合的冶金厂。冶金厂有一个试验性的电炉，原来的容量是半吨，1958年不是要大炼钢铁嘛，就把它扩充成一吨。那个时候接受国家任务，三班倒炼钢，所得产品列入1070万吨的国家计划。康生那时候是政治局委员吧？

熊：他那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傅：康生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请了北京市理工科高等学校的十几个人座谈，我是其中之一。那是1958年的早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呢大衣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康生这个名字。他提出一个问题：“高等学校的设备能不能搞生产？”我告诉他：钢铁学院已经搞生产了。那个时候我们还生产打火石，挺赚钱的，一生产出来就卖空了。康生听了之后很高兴。看得出来，他对钢铁学院很重视。

熊：他那个时候要领导“教育革命”，主张学校办工厂。

傅：我们当时是三班倒炼钢。国家提出大炼钢铁，年产1070万吨钢的计划提出后，具体说是8月中旬，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来钢铁学院参观。那一天，周总理很满意，晚上就通过高等教育部让我们写个书面材料送国务院。那个材料是我写的。高教部有一个副部长叫刘恺风，他后来告诉我说写得不错，只因为文字较长而由他们略做了些修改。

我提倡搞科学研究，所以，当时钢铁学校的科学研究在北京的高等院校还算站得住脚。我们学校是由好几个学校的钢铁系并过来的。教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老教授，当中相当大一批虽然也留过学，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他们学的东西早已过时，而新东西他们教不了，所以有些老教授来钢铁学院后从来没有开过课。第二类是解放前后从美国、英国留学回来。总共有九个，其中四五个人是博士，学位最低的像我也是硕士。这批人把现代的冶金科学带回来了。第三类是从各个学校分来的年轻教师。他们解放前就在一些著名的大学念书，清华毕业的有六七个，北大的也有，还有四川大学的，底子很不错。到钢铁学院之后，他们或者跟苏联专家学习，或者跟我们学习，提高得很快。在苏联体制下，他们要带学生实习，需要到工厂里面去，所以这批年轻人对冶金工厂的生产情况也很熟悉。当时咱们的冶金工厂技术水平通常较低，这批有很好理论基础的年轻助教到工厂去之后，或者是他们本人，或者是他们带的学生，有很多的创新。

王：他们是苏联专家和从欧美留学归来的教授联合培养起来的？

傅：对。他们在工厂里搞了很多技术改进甚至发明创造。

“马粪渣”与土高炉

熊：我比较关心大炼钢铁运动，尤其是其中的土法炼钢部分。能不能请您谈谈相关情况？

傅：高芸生这个人看来有点滑头，他不亲自抓大炼钢铁，而让其他人去抓。作为科研部的负责人，我也管一些相关工作。刚开始是正规工厂生产，后来来不及了，就发动群众，搞所谓的“炒钢”——这是群众发明的。分配到钢铁学院的是什么铁？锅铁！把锅砸烂后得到的。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北京市委的人告诉我，是他们从山东调过来的。后来来不及炼了，就“炒钢”。怎么个炒法？拿一个大桶，里面弄一层耐火材料，再放入焦炭，通入氧气，最后把铁和耐火材料炒成一团拿出来。就是这样干的。你问我什么态度？我心安理得。因为“1070”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已经向全世界公布了，所以无论如何都得拼命完成。这是政治任务，实在太要紧了，所以即使把好铁炼成了“马粪渣”，我们也心安理得。我不敢说“马粪渣”，我们以前的副院长也是共产党员，他说了——“这哪是什么钢，是马粪渣”，结果他被批得一塌糊涂，被说成是“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58年10月1日国庆节，苏联派了许多高等学校的校长、院长过来。高等教育部指定我陪同。他们先去东北转了转，然后参观我们钢铁学院。莫斯科钢铁学院是我们钢铁学院学习的榜样，其院长不是老干部，是教授、专家。那天，我们学校用土法炼出来一堆东西，还没有搬完。他向那边一走，我就紧张了，这家伙一定是……结果他拣了一块问我：“傅同志，作为一个冶金学家，你能称这个东西为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