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9/27页）

从克里姆林宫的角度看，阿富汗靠近苏联边界和中亚，所以，那里的“革命”与非洲那些在其他方面相似的例子不一样。南部边境地区越来越不稳定，这只会使苏联人更想把阿富汗变成一个在其牢牢监护下的稳定的卫星国。阴暗的冷战心态在克格勃还占据上风。正像一位前克格勃高级官员回忆的那样，他把阿富汗视为苏联的利益范围并认为苏联“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美国人和中情局在那里扶植反苏政权”。1978年政变之后，借助于国防部、克格勃、外交部以及其他一批负责经济、贸易、建设、教育等事务的机构和部委的渠道，苏联与阿富汗之间的交往得以迅速发展。来自莫斯科以及苏联各个中亚共和国的共产党代表团和许多顾问云集喀布尔。与争夺非洲时相同的那些动机此时无疑也在驱使着苏联的政治领导层和官员。顺便提一句，在阿富汗的苏联代表和顾问，就和他们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南也门以及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履行“国际义务”、“帮助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权”的同事一样，享有外币支付的高薪。

苏联顾问和来访者很快就掉进难以驾驭的革命者的权力斗争的陷阱。“人民派”的领袖，总理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ohammad Taraki）和与他一起创业的副手哈菲佐拉·阿明，开始清洗作为其竞争对手的“旗帜派”集团。阿富汗的各位领导人相信革命的恐怖，并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历次清洗的启发。1978年9月，国际委员会的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带着一项秘密使命来到阿富汗并警告塔拉基：如果他继续杀害自己的革命同志，苏联就不再支持他。这些警告以及苏联人要求团结的呼吁都被当作耳边风。阿富汗的革命者们相信：苏联是绝对承担不起不支持自己的后果的。这种想法完全正确。就在波诺马廖夫执行其秘密使命之前，克格勃情报总局的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访问了喀布尔并签订了有关情报共享与合作的协议。该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与中情局在喀布尔及阿富汗各地不断发展的势力做斗争”。1978年12月5日，勃列日涅夫和塔拉基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并签订了《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塔拉基返回了喀布尔，并确信勃列日涅夫本人是支持他的。的确，勃列日涅夫喜欢这位表面上温文有礼的阿富汗领导人。

1979年3月，一个恼人的催醒电话打到了莫斯科。赫拉特市及赫拉特地区发生了反对“人民派”政权的叛乱，暴民们残忍地杀害了喀布尔的官员、苏联顾问以及他们的家人。塔拉基和阿明拼命给莫斯科打电话，恳求苏联武装干涉，以“拯救革命”。这是另一支力量——好斗的阿富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最初登台亮相的强烈征兆。政治局再次被弄了个措手不及，没有做好适当的准备以分析这个新的情况。克里姆林宫的讨论记录非常清楚地表明，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要是以为是勃列日涅夫在起领导作用有多么危险。在讨论开始的时候，对外政策的“三驾马车”主张苏联出兵干涉以拯救喀布尔政权。他们一致认为，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失去阿富汗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都是不可接受的。勃列日涅夫没有在场，而是在自己的乡间别墅休养。干涉派很快就占了上风。

第二天，一切都变了：原先所有主张干涉的一夜之间都变了卦。乌斯季诺夫第一个说了实话：喀布尔的领导层想让苏联军队去和伊斯兰激进主义战斗，而这个祸是他们自己激进的改革措施惹下的。安德罗波夫认为，“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刺刀来支持阿富汗的革命，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葛罗米柯提出了另外一个理由：“我们这些年来在缓和国际关系、裁减军备等许多方面费了那么大力气所做的一切，都会付诸东流。当然，中国会得到一份好礼。所有的不结盟国家都会反对我们。”这位外交部部长还提醒政治局，武装干涉会导致与卡特的维也纳峰会被取消，还有原定于3月底的法国总统季斯卡·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的访问。

苏联的立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新材料，尤其是柯西金与塔拉基的通话，澄清了阿富汗的真实情况。不过，更为关键的因素想必是勃列日涅夫的直接干预，以及他的对外政策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的态度。就像葛罗米柯说的，勃列日涅夫之于缓和依然有着利害关系。他对于与美国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的兴趣，以及不希望有任何事情令他与其他西方领导人的会晤节外生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他眼里，任何武装干涉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这种态度是本性使然。勃列日涅夫亲自参加了连续三天的政治局会议，并反对干涉。在塔拉基被苏联的军用飞机接到莫斯科之后，他被告知：苏联不会在阿富汗境内部署军队。但苏联人保证会另外再给阿富汗军队提供援助，并向巴基斯坦和伊朗施压，限制伊斯兰极端势力对阿富汗的渗透。勃列日涅夫在听了塔拉基的简短的回答之后就起身离开了，那仿佛是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