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8/27页）

吉米·卡特对苏联缺乏清晰的设想，这对于缓和的失败来说，与勃列日涅夫在想象缓和时所抱有的那些信念有同样大的影响。在布热津斯基和新保守主义批评者的影响下，美国总统开始怀疑苏联是个做事不计后果也不可预测的大国，这就混淆了克里姆林宫年老昏聩而反动的领导层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激进而桀骜不驯的领导层。1978年5月，卡特写信给布热津斯基：“苏联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大国野心带来的政治短视也越来越严重，这两者相结合，就有可能诱使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局部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动荡，同时恫吓我们的朋友，以谋取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最终甚至要谋求政治上的优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认真对待苏联在非洲的行动，为什么要对苏联在欧洲的加强军事实力感到不安。我还看出，苏联的某些布局是经南亚指向印度洋，也许是为了包围中国。”为了遏制在非洲的苏联人，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提出了一种基于实用政治的策略：与北京恢复友好关系，用“中国牌”对付苏联人。万斯反对这样的政策，认为它会危及苏美关系，但卡特赞成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的想法。他派布热津斯基去北京，后者获得了广泛授权，以实现与中共关系的正常化。雷蒙德·加特霍夫评论说，这样做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而由此造成的影响要比苏联当时的行为理应受到的更为广泛和深远。大约同时，多勃雷宁告诉埃夫里尔·哈里曼——后者想为自己政府的政策辩护——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改变莫斯科当前情绪激昂的气氛了”。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前，苏美关系中那种非常明显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又强势回归了。

就政治局而言，它完全没有理解卡特对于推动军控和缓解紧张局势的愿望有多么深切。相反，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助手们认为，总统是其幕僚手中的工具。葛罗米柯私下对万斯说，当布热津斯基发表那些“几乎是要把我们带回冷战时期”的声明时，他“越权了”。1978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指责卡特：“不只是受最无耻的反苏分子和美国军工综合体领导者的一贯影响，他还打算打着反苏政策的旗号争取连任并重回冷战。”两个月后，另一份严峻的评估报告以每季度一次的“政治信函”的形式从华盛顿苏联大使馆送到了莫斯科。该报告认为，卡特正在重新评估苏美关系。“此事是由布热津斯基和总统的几位负责国内事务的幕僚牵头的；他们让卡特相信，如果他对苏联公开采取更加严厉的方针，那他就可以止住其在国内地位的下滑。”报告援引了美国共产党领袖格斯·霍尔（Gus Hall）的说法——布热津斯基是“卡特政权的拉斯普京”。

1979年6月的维也纳峰会表明，如果处在不同的环境下，勃列日涅夫和卡特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好伙伴的。总统体贴而又耐心——他显然是想找到与苏联领导人的某种形式的情感纽带。在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各项协议之后，总统突然向勃列日涅夫伸出双手并拥抱了他。他郑重地把下一轮军控谈判的建议削减战略武器系统的提案草案递给了勃列日涅夫。他甚至忍住了没有像往常那样提起人权问题。勃列日涅夫尽管很虚弱，但还是被打动了。他后来对自己的助手说，卡特“不管怎样，是个很好的家伙”。在告别时，卡特转向苏联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并带着他那著名的微笑说：“回头一定要到美国来，而且要带着你们的总书记一起来。六个月后，苏联人入侵阿富汗。

欢迎来到阿富汗！

政治局委员们，尤其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这“三驾马车”，仍然误以为缓和主要是，甚至仅仅是“新力量对比”和苏联军事实力提高的结果。这些错误认识暂时看来并不致命。但是阿富汗改变了一切。1978年4月，在遥远的喀布尔的一场军事政变让左翼分子上了台。他们立即宣布“四月革命”，并请求苏联援助。苏联人与这一变故毫无关系，对于如何处置它也没有做好准备。最新的证据表明，对于此次左翼分子的政变，就连克格勃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就如雷蒙德·加特霍夫说的，也许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伊朗国王才是导致阿富汗事态一发不可收拾的始作俑者。在1976年和1977年，伊朗国王说服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Mohammed Daoud）改弦更张，不再与苏联结盟，而且还镇压阿富汗左翼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阿富汗局势逐渐明朗后不久，伊朗国王的政权就垮台了。该地区的平衡被打破，接踵而至的是未来多年的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