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7/27页）

勃列日涅夫被激怒了。他感到自己为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付出了自己健康的代价。如果接受新的提案，那就意味着要在国内国际开始新一轮的讨价还价，那疾病缠身的总书记可没有这个精力。他指示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给卡特起草一封“措辞强硬的信”，敦促他在勃列日涅夫和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达成的协议基础上迅速达成协议。勃列日涅夫在信中强调，这将为他们个人的会晤扫清障碍——这位苏联领导人把这样的会晤看得很重。勃列日涅夫信中的语气之严厉出乎卡特的意料，尽管如此，他还是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他宣布万斯会带着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和若干新提案造访苏联。新提案之一是“大幅削减”，另一个则是以符拉迪沃斯托克框架为基础，但没有提出对巡航导弹和苏联的“逆火”轰炸机的限制。对于苏联军方来说，两份提案都无法接受。在万斯抵达莫斯科之前，总书记在自己的乡间别墅与“三驾马车”召开了会议；极有可能所有在场的人都决定，该是“教训一下美国人”的时候了。

苏联拒绝美国的提案是不可避免的，但其严厉的程度还是令人大感意外。在1977年3月28日的首次会晤中，勃列日涅夫怒气冲冲。他和葛罗米柯没有掩饰自己对卡特政策的鄙视，而且在言辞中还带有对卡特的人身攻击。他们打断万斯的发言，甚至没有让他读一下退一步的提案，而该提案本来是有可能开启通往妥协的道路的。美国代表团两手空空地打道回府了。更有甚者，葛罗米柯还在特别记者招待会上指责美国的提案。这就像万斯后来说的那样，“有人把湿地毯扔在我们脸上，叫我们回去”。

莫斯科谈判的失败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肯定是有关的，但更重要的是双方对于政治上要优先考虑的重点出现了新的分歧。特别关键的是，苏联人想在数量上势均力敌，而这对于美方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它先前拥有明显的优势。即使在十年以后，当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消除中程导弹条约时，他们也未能就其余的战略武器达成全面的框架性的一致。

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成了克里姆林宫与白宫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的另一个征兆。在与务实的基辛格打了多年交道之后，苏联的各位领导人相信，卡特只是想通过贬损他们换取廉价的宣传资本。作为斯大林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这些苏联领导人就是无法想象，那位总统为什么要如此关注异见人士个人的命运。葛罗米柯甚至禁止自己的助手把这方面的材料放到他的桌上。他在与万斯会谈时表示，他不理解怎么可能会出现大量怀有敌意的对苏宣传？白宫为什么不像莫斯科正在做的那样，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建设性方面？安德罗波夫一直坚持认为，人权运动只不过是“敌人的企图，是要为苏联国内的敌对分子提供资金和其他物质援助，好让他们行动起来”。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莫斯科谈判的失败将意味着苏美高层伙伴关系的终结，而那是缓和的主要动力源泉。1977年2月，按照葛罗米柯的建议，勃列日涅夫写信给卡特，表示只有在准备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协议的时候才会与之会晤。结果，苏美的下次峰会一直等到1979年6月，而勃列日涅夫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人们现在很容易认为，到1977年之后，苏美关系的日益恶化已无可救药。学者们各抒己见，分析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各个主要的方面和事态的发展：苏联对非洲的持续干涉；缓慢而没有什么结果的军控进程；美国国内政治中不断增长的反苏情绪。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和困难此前就已存在，缓和却仍能发展良好。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大的障碍也没有挡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成为谈判伙伴。有人认为，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但要是勃列日涅夫当初仍然愿意坚决致力于维护与美国领导层的政治伙伴关系，那缓和就会继续下去了。这么说并不是有意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苏维埃体制和美国民主体制决策过程的复杂性轻描淡写。不过，它强调了在国际关系史的危急关头，当新的机遇与风险同时出现的时候，高层人物及其政治意志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