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8/22页）

形势发生了转变。过去的五年中，英国人一直理直气壮地要求对每一次袭击在广州的英国公民的事件给予赔偿，中国当局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照办了。现在又回到了“休斯夫人”号事件[90]的日子，罪责问题翻转过来了。耆英要求英国人惩办肇事者，如同他曾多次按照璞鼎查和德庇时的要求所做的那样。

随着事态的发展，消息传到了英国。巴麦尊转移中国人的攻击，满足曼彻斯特商人的要求，以“我是罗马公民”[91]的方式宣称：“英国侨民不能被攻击或被侮辱而肇事者却免受惩罚。”死人的事归根结蒂是那些无法无天的暴民的过错，而不是向他们开枪的商人们的过错，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尽到它应负的治安责任。中国人应当追查暴乱的首领，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一艘英国战舰将停泊在商馆附近。[92]

这是巴麦尊的公开立场。私下里，他告诫德庇时不要过分激起中国人的仇恨。不能让商人们觉得女王陛下的公使会原谅这样粗野的举动。因此，重要的是查出哪个人应对武装起商人这件事负责。[93]

唯一明显有罪的就是康普顿。据中国方面调查，在暴乱发生四天以前，康普顿就卷入过一场类似的争斗。这个易怒的英国人曾在靖远街上踢倒一名卖水果的小贩，并用藤鞭抽打前来干涉的中国警官。幸而一些买办及时赶到，才从一群被激怒了的暴民手中救出康普顿。7月8日，出事的那天，其实是另一个外国人首先同卖葡萄的小贩发生争吵的，康普顿当时在中和行楼上谈生意，听到争吵声后，他即飞奔下楼去干涉。他把那名小贩绑起来，痛打了他，并把他拖进中和行。[94]

英国人从未否认过这些事实。他们只是说康普顿把小贩拉进商行是要把他绑起来交给中国地方当局。这位过度热心的人使中英两国又一次陷入不愉快的争端之中，甚至巴麦尊也被搞得很狼狈。[95]

双方遇到了同样的压力。德庇时的背后有英国商会，他们叫嚷着要求报复和军事保护。英国商界巨子查甸更是坚决要求在商馆前派驻一艘军舰。[96]

耆英背后有地方绅士，他们要求为死去的三个广州人报仇。不可避免地又出现了传单。所有的传单都愤怒地表示，地方官员们是如此地惧怕冒犯洋人，以至于不能保护人民免受夷人杀害。皇上的圣旨“视人命关天”，如果有人在帝国境内被杀害而地方官在惩治罪犯时有“丝毫不公正”，百姓有权向皇帝控告他。这是这个国家不可更易的法令。可是现在，夷人杀害了汉人后裔，官员们却不敢采取行动，“高官们对此事置若罔闻，对洋鬼子敬若神明，却鱼肉百姓，视人命如草芥。”于是，绅士们和地方社学宣告他们自己来承担惩罚有罪的外国人的责任。[97]

耆英，照他向皇帝所奏告的那样去对付这些威胁。为了控制市内的暴民，他派了一两个小店主在城内最乱的地方进行监视和刺探消息。他命令警察见到闹事者就逮捕。一切对事件有利的消息，一经得到就立即公布以防恐慌蔓延。同时，派署督粮道负责寻求乡村中可靠的长者及绅士的合作。最后，为防止事情发展成为开战的理由，耆英决定按照条约的条款同马额峨密切合作，并把这次暴乱的起因分离开来。[98]

皇帝对耆英的计划表示赞同，“公平料理，不可令该夷有所借口逞刁之事”[99]。

但是耆英心中对结果将如何并不像他所装的那样心中有数。正如他对德庇时所说：“百姓人多势众，其上层分子是孤立的。”[100]在英国方面，由于要求处死有罪商人的传单日益增多，侨民们要求保护似乎也是正当的。为防备社学实现它的杀死夷人的计划，马额峨终于在9月7日召来了“复仇神”号，外国商人们也开始组织自卫团体。[101]事情看来确很凶险。

但是，由于德庇时倾向于整个事件应归咎于康普顿，而耆英又明智地接受了体面的妥协，灾祸终于避免了。8月26日，德庇时建议，中国方面惩处那些应当驱散人群的警官；康普顿因打翻水果摊应处以罚金；三个死者的家属给予赔偿。[102]耆英认为康普顿受罚不是因为打坏水果摊，而是因为他动手打了果贩。[103]当然，要逐个搞清真正射死三名中国人的凶手是不可能的。但是，英国人除了经济上的赔偿外，还应当给耆英以更多的东西。假如一名夷人因为打了一个中国人而受到惩罚，这将充分证明耆英对那些桀骜不驯的广州子民怀有好意。[104]德庇时理解了这一点，他向康普顿收了二百元钱作为袭击小贩的罚金。这一举动招致了商界的愤怒。[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