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9/22页）

突然间，外交危机结束了。耆英放弃了追究凶手的要求，而英国人也不再要求惩办地方治安当局。但是社会危机仍持续着。“社学默默地、勉强地放弃了他们进行报复的公开斗争。广州人再次认为他们被出卖了。[106]

康普顿事件促使英国人采取行动。英国似乎是在为它早些时候外交上的困境等待一个补偿的机会。1846年秋天，一件微不足道的排外事件使巴麦尊愤怒地告诉德庇时：“如果我们采取低调，那么我们就要失去所有由于在中国的胜利而获得的有利地位。”[107]这一指示送到英国公使手中时，恰好在发生又一次事件之后。六名外出游览的英国人，在佛山附近，团练的中心地带，遭到村民们投掷石子的袭击。[108]1847年3月27日，德庇时专横地命令耆英惩罚肇事者，否则就必须承担后果。耆英没有答应。达格拉将军对虎门发动了一次突然的猛烈攻击。4月1日，炮台被攻占，827门大炮被钉塞。一支远征部队在商馆登陆。封锁了猪巷，作了进城的准备。耆英被这一未曾料到的行动吓呆了，他屈服于这不可抗拒的力量。三名肇事者被当众鞭打，并允许英国人在1849年4月6日进城。两年的间隔，使总督有时间来平息排外情绪，并使人们相信政府的好意。[109]

这个希望只是空想。反洋人主义已从乡绅和市民处传播到城里那些“可靠的”中上阶层。就在同德庇时签订了4月协议之后，一阵真正的恐慌席卷了广州。很久以来，外国商人就盼望在河南或商馆附近租一块地方。为了省去沉重的存货费用，也为了把货物从易受攻击的商馆地区搬出来，需要有英国人自己的、新的货栈。1847年5月初，广州当局开始清理猪巷里的大都为流浪汉居住的杂院，中国方面曾答应把他们从商馆地区赶出去。自英国人就在猪巷和河南租地之事同中国一开始谈判，这两个地方的小店主及房主们就确信，耆英被达格拉将军的突击吓坏了，已经秘密同意让夷人来侵占他们的财产。这种恐慌是误解造成的，但却促进了广州的第一支城市团练的产生。5月20日，上述两处的房产主在公所举行了一次会议。所有的人都赞成出钱雇佣乡勇、抚恤死亡乡勇的家属并在必要时为英勇牺牲者建立庙宇，以此抵抗洋人的扩张。[110]其他小店主们的集会决定捐献一个月的租金用以雇兵勇、买武器；木匠、泥水匠的行会保证他们绝不给外国人在河南建造任何房子。[111]

参加这些集会的商人及工匠对决定都感到十分满意。似乎他们通过招募团练的提议，媲美于富有的、受人尊敬、令人羡慕的著名的“九十六村”乡绅，就已经共同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这种新的城市团练与乡村团练有很大不同。它的力量不在于那些兵勇，他们只是在必要时雇来的，而在于其首领具有迅速地把城市组织为各个“管理”区的能力。这是警察的职能，而不是防守的职能；在1855年，它将显示其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

但在当时，团练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房地产危机”结果是一场虚惊。1847年6月7日，河南的房产主们终于明白英国人是打算租用而不是买地作为货栈。但是，市郊的一些更加蒙昧的村庄仍继续对夷人的出现表示不满。到8月3日，英国商会终于决定，不论能得到多大好处，也不值得引起公众的无谓纷扰。[112]

广州城很快平静下来。但是，在广州周围的农村，1847年夏、秋两季却不断发生反洋人的事件。鲁莽得惊人的英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被咒骂，被投以石子，被抢劫，被番禺、南海县的农民赶回城。每一次，耆英都尽力安抚德庇时，袭击者总是很快地受到处罚；同时，不断在乡间贴出告示，劝告人们节制。耆英虽然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却不能使英国人避免越来越多的烦恼，而耆英对每一次新的事件的处理，却使他在绅士们的眼中越发显得是个姑息迁就的人。终于，发生了一件不是简单的告示或鞭笞所能解决的事件：黄竹岐的残暴的杀人案。

黄竹岐是南海县恩洲南边的一个小村，与广州隔岸相对。这个村子曾参加过升平社学。1847年8月间，时常看到一群群年轻人忙于进行操练。有一次，一群狂热的乡勇曾向一艘满载外国人的游船开火，但没有打伤人。[113]1847年12月6日早晨，六名年轻的英国人在黄竹岐附近上岸打水鸟，下午很晚了尚未返回。一个当地的船夫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和乡勇们的敲锣声，惊慌地急忙返回商馆报告说这些人失踪了。[114]第二天早晨，流言传到广州，说乡民已杀死这六个人。那些懒散地加入了自卫团的外国商人被激活跃起来。他们武装了自己，正要离开商馆前往黄竹岐时，马额峨领事知道了他们的计划，赶来阻止了他们。[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