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10/22页）

12月8日，预示不祥的告示出现了。升平司令部发表文告，用鄙夷的词句指责英国人。[116]很显然，这里正酝酿着一些事情。第二天，所有的流言及怀疑都得到了证实。找到了两个被残酷杀害的年轻人的尸体，遍身都是刀砍的伤痕。另外四具尸体据说仍在黄竹岐。[117]

德庇时对此极为震惊、愤怒。但他知道，他不能使事态发展得过远。在那年春天达格拉将军的进攻之后，伦敦曾指示他，以后未得到事先的准许不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但耆英不会知道这一严厉的指示，所以有可能对他进行恫吓，把他逼入困境。德庇时对这件事的处理再正确不过了。当他刚刚威胁着要把全部外国人从广州撤走作为战争的前奏时，总督立即屈服了。[118]耆英清楚地记得虎门炮台的失守，他决定要在黄竹岐的事件上做出个样子来。八旗兵占领了村子，有四个人立即被斩首，其余十五人被捕交付审判。[119]省里的三名高级官员亲自访问了南海、番禺县的主要村镇，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骚扰外国人，否则必遭同样下场。[120]官府还张贴告示说：

如邻里间互不相扰，有德行、有教养者就能安居。轻启争斗，何能各保家宅安宁？愤怒中采取行动，就会无意间蹈个人危险之机戾……自本命令至乡绅和乡村中其他人等时起，务须父诫其子，兄教其弟，遇洋人四处散步、打猎或在村口河岸钓鱼，如无妨碍村民之事，切勿加以理会。[121]

耆英还试图在绅士与“不可靠”的乡村分子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对他说来，反洋人运动最危险的方面在于它表现出的对社会的威胁。狂热主义会导致战争，从而又会产生盗匪、抢掠及社会叛乱。他坚信，绅士们会及时认识到这一危险。广东的守法势力一定要明白，温和的外交政策最好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不幸的是，总督低估了敌意所产生的统一力量。在19世纪40年代中，虽然有土匪出没，有秘密会社的活动，但是来自外国的威胁却使农村各阶级团结在一起了。耆英不可能理解这一点；他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的人，被非理性的力量所迷乱、困惑并最终压垮。现在，时候到了。皇帝的权威在南方由于这些麻烦而渐渐削弱。

12月及1月间，耆英给皇帝的奏折中反复地强调了对洋人入侵的担心。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伪装为强硬派[122]，其实很显然，他更强调安抚夷人而不是广州人。[123]皇帝认为耆英采取的三项主要措施是稳妥的：要求英国约束他的侨民；要求地方官稳定农村地区以免给洋人以入侵的借口；秘密做好准备，以防英国人再次进攻虎门。不过，赔偿问题仍未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可怜的耆英仍踌躇未决。一方面，道光皇帝同意“坚决镇压”那些地方上的闹事者，但是，在谕旨未尾，他又郑重地告诫军机处，总督应“妥为办理，务使各得其平，勿令有失民心，是为至要”[124]。1月2日，皇帝知道了在黄竹岐的处决。耆英向他保证说，洋人入侵并非迫在眉睫。但是由于对德庇时1847年4月出人意料的行动记忆犹新，他再一次提醒皇帝，洋人就像狗一样，一旦被激怒，就会难以钳束。新年临近，商人要清理账目，但英国人仍可能发作其无名怒火。[125]因为夷人办事所依据的是规章，而不是礼或理。他们是以难以预料的方式行事的。[126]

这一次，皇帝的答复是令人不安的。他根本没有理会耆英关于战争的警告，而是表示了对黄竹岐处决的恐惧，他认为总督的严厉作法可能会失去民心。[127]

耆英写了第三份奏折，它是在1月12日送到北京的。他在奏折中申明了将四个村民在出事地点正法的必要，那时他肯定尚未接到皇帝的告诫。徐广缙的调查表明，六名英国人事先并没有向杀害他们的凶手挑衅。当地的重要官员，甚至乡绅、团练的首领和徐广缙都认为只有立即惩处村民，才可能防止英国人对广州城的进攻。同时，政府也没有失去民众的支持。地方官与有声望的绅士、村中长老正携手并肩，共同维持地方秩序，清除潜在的土匪。[128]

但是，同巴麦尊一样，皇帝也是从相反的方面看问题的。首先，英国人到黄竹岐去做什么？诱发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的出现，而不是村民的行为。[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