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国家建构中的地方认同（第7/13页）

革命后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的整合。一个大一统帝国崩溃之后，地方的自主性被充分释放，如何将破碎的“二十余部落”缝合为一个完整的现代国家？民初最初的政治方案是代议民主制，但从同盟会改组而来的国民党与立宪派演化而来的进步党在国会与制宪中恶斗，在《天坛宪草》中竟然无法就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即省制问题达成一致，只能搁置。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的表面原因是宋教仁被刺，更重要的因素是袁世凯试图削藩，掌握南方部分省权的革命党人被逼武装反抗。正如胡春惠所说：“二次革命在本质上即为民国史中首次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张者斗争的最高表现，也可以说是地方势力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总决战。”[37]决战的结果是得到进步党支持的袁世凯大胜，以地方为后盾的革命党人大败。

然而革命之后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并未伤筋动骨，不说革命党，即使是进步党和北洋派，它们的权力根基也不在中央，而在地方。当袁大总统将代议民主制变为行政威权制的时候，一时是得到了希望加强国权、结束割据的那部分民意支持的。但得势的袁世凯急于削藩：一是解散国会，替之为御用的参政院；二是削藩，调整各省都督，宣布解散各省省议会，推出了废省改道计划；三是打压晚清以来的地方自治运动，解散各地地方自治机构。袁企图通过这三招，将权力迅速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一人控制之下。然而，这些举措得罪了被“参与爆炸”激发起来的几乎所有政治与社会势力，从国会中的革命党、立宪派，到各省实力派诸侯、地方士绅和自治势力，包括北洋军事/官僚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袁一称帝，形势迅速翻转，袁世凯如同清廷一般，再一次完败于地方对中央的革命。[38]

袁世凯死后，民国进入了军阀混战、南北对立的乱世，旧制度已去、新制度未立是一个原因，更深层的因素在于在民国初年这个转型时代，中国突然失去了社会重心，没有了中心势力。传统中国无论政治再动荡，王朝如何更替，士大夫精英始终是社会的中心势力，然而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旧的士绅阶级开始消亡，新知识阶级暂时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于是，无论是旧制度还是新制度，背后都缺乏一个稳定的、有实力的阶级来支撑。李大钊1917年在《中心势力创造论》一文中说：“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能收统一之效”，但是“今日国家所有之势力，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而此分崩之各个势力中，又皆无其中心人物，足以统率此散漫无纪之团体”。[39]杨荫杭也在1920年的《申报》写道：“国家固应有柱石，所谓中心势力也，共和国家以大多数之民意为柱石，即降而至于军阀国家，亦有统一之武力为之柱石。今民意既弃如弃髦，各藩镇有‘大者王、小者侯’之势，中央政府则自认为空空洞洞，飘飘荡荡之物，是虽有‘国家’而无‘柱石’也。无柱石，是无国家也。”[40]

国家乱世的表象是政治纷乱，军阀混战，其背后是文化的崩裂。秦政两千年来之所以能整合成大一统的帝国，“车同轨”尚在其次，最重要的乃是“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统一，纵使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总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在那里。这个由士大夫精英所担当、由察举制和科举制所维系的精英文化，到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解体了，因此严复会将晚清的废科举视为与春秋废井田同等的千年历史大巨变，[41]取代儒家“义理”的，是各种西域来的“主义”，但在清末民初，“主义”尚未完全取代“义理”，新旧文化并存，与政治的乱世一起，在文化上也同样呈现出纷杂与对抗。而新旧文化的对峙，又与地理空间密切联系，大致而言，南方得风气之先而趋新，北方相对封闭而守旧。民国十年前后的南北对立，与其说是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的抗衡，不如说有新旧文化的因素在里面。故周作人在《南北》一文中如此说：“民国以来的混乱，不能找地与人来算账的，应该找思想去算的，这不是两地方的人的战争，乃是思想的战争。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