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国家建构中的地方认同（第6/13页）
三、辛亥之后，中央完败于地方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君主帝国，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什么革命之后迟迟无法实现国家的整合，而陷入了“五代十国”的乱局？这与革命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周锡瑞在其名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指出：“辛亥革命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进步的，民主共和主义的面孔；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着另一张‘封建主义’的面孔。两者都把中央集权独裁专制，当作攻击的目标。”[30]辛亥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封建的革命，是地方对中央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由革命党人与地方士绅共同完成的，从湘军崛起到辛亥前夜，士大夫精英抓住几个大的历史机遇，以省为单位形成了尾大不掉的政治力量。他们之中除了上层是一批国家精英之外，更多的是中下层的地方士绅。革命党人其实也是如此。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内部的三大派系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兴中会的背景是广东人以及海外华侨，华兴会的活动区域在两湖地区，而光复会的核心成员多为江浙人士。他们各有各的地域网络，各自借助当地的血缘、地缘关系，动员当地的宗族、会党筹备发动革命。正如深町英夫在《近代中国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一书中所分析的，从晚清到民初，植根于各个地域的革命党人所建立的只是镶嵌到地方的血缘、地缘网络的“水平”动员系统，在其内部并没有一个高度集权的、自上而下的“垂直”控制系统，[31]因此从同盟会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内斗不断，个中原因除了革命策略、学术背景的分歧之外，大半与人脉关系的冲突有关，而传统中国的人脉关系中地域因素最为重要。在同盟会成立之时，孙中山已经表达了对中国发生内讧的忧虑：“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结，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则中国必亡无疑矣。”[32]孙中山的担忧果然不幸而言中。
辛亥革命是一场地方对中央的革命，晚清的地方主义以省为中心，无论是中央权力，还是地方权力，都从中央与乡县集中到省城。沟口雄三认为，从宋明的乡里空间，到清末的一县自治，再到辛亥革命的各省独立，由乡而县至省，逐级放大，遂使辛亥革命采取了典型的封建形态，它具有如下特点：“（1）这是一场导致持续二千年之久的王朝体制崩溃的革命；（2）其形态采取了各省独立的形态；（3）其结果是旧体制的解体，革命后国内纷呈四分五裂之状；（4）实现革命的主要势力，并非传统型的叛军或异族军队，而是蓄积于民间的‘各省之力’。”[33]当革命发生的时候，不仅清王朝土崩瓦解，而且帝国内部也分崩离析。从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到奥匈帝国、苏联帝国，几乎所有帝国的瓦解，都伴随着帝国内部的四分五裂、各地的独立和再封建化。推翻中华帝国的辛亥革命，采取的是典型的封建形态，即各省独立。这种独立类似于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革命中的13个殖民地不再承认英国的宗主国统治，而辛亥革命中的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也是不再奉清朝政府为正朔。辛亥既是一场共和对专制的革命，也是地方对中央的革命、封建对皇权的革命。这一各省独立的革命形式，在民国初年后来又上演过多次，二次革命中的江西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西南各省独立，都意味着在辛亥之后，中央政府是否合法有道，其判断的标准已经转移到地方，视各省是否承认中央的最高主权权威而定。
刚刚建立的民国，各省“俨然具一独立国家之形象”，有自己独立的军队，财政独立，“县款不解于省，省款不解于中央”。[34]梁启超感叹曰：“而省而府而县而乡，各自为界，豆剖瓜分，追不可纪极，而各皆以排外为唯一之能事，遂以二千年大一统之国，几复返于土司政治。……惟见亚细亚大陆东部有二十余部落，各部落中又有其小部落，为数至千数百而未已，而所谓中华民国者，果安在也？”[35]
为什么民国初年会成为五代十国式的乱世，分裂成到处是“土司政治”的部落国家？最重要的原因乃是革命之后国家整合层面发生了问题。辛亥革命从美国式革命开始，各省独立，地方革中央的命，革命成功之后却没有延续美国革命的道路，即各省通过制宪奠定国家权威，划清国家与地方的权限，而是转而走向法国式道路，革命党、立宪派和北洋派这三大政治势力角逐国家最高权力。[36]民初最尖锐的争论乃是国权至上还是民权至上，从今天的观念来看，自然是民权高于国权，但抽象的观念背后往往隐蔽着实在的利益。历史的吊诡在于，民权与封建彼此纠缠，封建的再造以民权的名义进行，民权的扩张也以地方封建为后盾。同盟会原先不过是一个松散的、秘密的革命团体，到民国初年改组为国民党之后，一夜之间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之所以势力急剧扩张，主要就是因为革命之后各种地方势力的趋炎附势。他们畏惧袁世凯的中央强权，希望维持在革命中获得的地方利益和各省自主性。当民权的诉求背后反映的是封建的地方利益的时候，政党很容易流变为缺乏政治信念的朋党，维护的只是一己或小集团的私利。二次革命之后，一时强大无比的国民党急剧没落，分裂成多个缺乏政治理念和凝聚力的小团体，革命党内部的迅速分化乃是外部的封建势力渗透所致，民权的理想追求蜕变为保存一己私利的功利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