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国家建构中的地方认同（第4/13页）

第二个历史时刻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不仅是精英选拔制度，而且是中央与地方关联的枢纽。朝廷通过科举考试，将各地最优秀的人才精英吸纳到体制与中央，避免沉淀在地方特别是体制之外，以免构成对朝廷的潜在威胁。科举制的废除使得朝廷不再对地方精英有过去那样的凝聚力，官场也不再成为读书人的唯一选择。自此各地精英通向中央之路被拦腰切断，使他们沉淀在地方，活跃于官场之外。这就是晚清日趋活跃的绅界。读书人分为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士子，前者是被中央吸纳的进士、翰林，属于国家精英，后者是暂时未入仕的举人、秀才，属于地方名流。晚清绅权的崛起，与之前朝代不同的是，这是文人士子的崛起。如果说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还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国家精英立足于地方致力富强的话，那么，到1890年代从公车上书开始，代替洋务派国家精英执掌变革大旗的，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原本属于地方的文人士子。他们从边缘进入中心，从湖南进入京城，掀动戊戌变法的大风暴。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绝对王权国家里面，社会与政治的变革往往是从边缘开始，逐步向中心渗透，地方的成功倒逼中央改革。晚清的变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皆是如此。而执掌改革牛耳的社会重心，却是一个倒过来的从中心流落到边缘的逆向过程：首先是体制中心的官僚士大夫，其后是体制边缘的文人士大夫，最后是因科举制废除而被抛到体制外部的革命“游士”。

晚清是近代国家意识萌生的年代，也是近代地方意识的发端。传统中国的地方意识，乃是一种乡曲主义，杨荫杭说：“中国人重乡谊，严省界”，“大率党同伐异，皆由地方习惯不同；而召集徒众，皆以‘乡谊’二字相号召。若是者，谓之乡曲主义”。[21]乡曲主义与近代的地方意识不同，它只是一种乡籍意识，比如潮州人、客家人、闽南人、温州人、绍兴人等，却没有形成近代以省籍为中心的地方意识。近代的地方意识，与近代的个人意识一样，是近代国家意识的产物，或者说地方意识与国家意识是同构物。程美宝对广东地方意识的研究，就发现过去并没有统一的广东文化，只有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州文化，到了晚清，随着国家意识的出现，相对于国家整体的地域性，广东文化才开始被建构起来，“在中国，地方文化的存在，绝对不会对国家文化造成威胁，正如客家人在强调自己的特色的同时，并不会阻碍他们表达自己的中国人或汉人的身份”。地域与国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前提、相互补充的。对地方志的书写，就是对“国家”如何在“地方”存在的历史的叙述。[22]

晚清地方意识最明显的表征，是各地留学生去了日本之后所形成的同乡组织。但这个同乡，已经不是原先“乡曲主义”的“小同乡”，而是以省籍为中心认同的“大同乡”。邹鲁回忆说：“时各省学生皆有学生会，会中多办一机关报。”[23]于是，晚清的留日学生刊物多以《四川》《江苏》《河南》《江西》《新湖南》《新广东》《浙江潮》《云南杂志》《湖北学生界》等命名。然而，晚清毕竟是一个国家主义时代，而非古时的封建复辟。留日的各省学生，在地方意识觉醒的背后，所抱的却是一种深刻的国家救亡心态。欧榘甲所撰写的长篇文章《新广东》（又名《广东人之广东》）是一个很好的文本。他对国难当前广东内部的四分五裂痛心疾首，大声疾呼广东人要有自己的广东意识，树立自立之精神：“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非他人之广东。是广东人者，为广东之地主矣。……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筑成广东自主之势，以健全全国自立之起点。”面对“外国欲瓜分中国，何能自瓜分之”的批评，作者强调：“中国之名，于其身泛而不切，尊而不亲，大而无所属，远而无所见。……爱中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如何也。故窥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省省自立，然后公议家里中国全部总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联邦、合众国联邦之例，即谓全中国自立可也。”[24]提出于20世纪初的“各省自立”主张，是20年后“联省自治”的先声，可以从中发现，再强的地方意识、再激烈的“各省自立”呼声，其本身并不足以导向欧洲式的国家独立运动，相反，其最终的合法性依然落实在国家意识，按照“家国天下”的传统，先治地方“小家”，后谋国家独立之大业。省籍意识不仅不与晚清的国家主义思潮冲突，反而是其内在的一部分，如章清所说：“‘省界’构成‘合群’之先声。”[25]各乡、各省是地方小群，通过地方的自立，最终合成国家之大群。而被中国视为先进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和德意志帝国，都为中国人提供了由联邦而建国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