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西方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第6/26页）

如果时间允许，这种情况有可能产生。18世纪，在南亚，一群散居在外的中国人蓬勃发展起来。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大西洋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地理关系可能在19世纪出现。可是其他条件不会相同。从英国在美洲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到机械大师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西方人用了200年的时间。如果东方处于极端隔绝之中，如果东西方在19～20世纪走同样的路，都在构建一个地理上多元化的国家，如果东方和西方走的路线大致相同，一个中国的瓦特或日本的博尔顿将会在这一非常时刻出现，并在中国上海或日本东京展示自己的首部蒸汽机。可是，这些“如果”一个都不会发生，因为西方的工业革命一旦开始，它就主导了整个世界。

图10-2 世界各地的工人工资不同：虽然工人们并不乐意，但是在1780～1830年间，英国工人的工资比其他国家工人的高。本图对伦敦、佛罗伦萨（代表南欧低收入群体）和北京（代表中国、日本劳工的收入水平）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进行了对比

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

直到1750年，东西方核心区域间的相似性还是很明显的。先进的农业经济在东西方并存，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劳动力划分复杂细致、贸易网络密集、制造业不断增长。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富有的地主们坚信自己的社会地位、传统习惯和财富价值不会改变。每个地主都用详细的规则让他人服从，遵守礼节，每个地主都践行着文明的精华部分。除了在文体和叙述上有明显的不同外，我们不难发现18世纪出版的小说中存在着某种相似性，比如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小说《克拉丽莎》（Clarissa）和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就体现了某种密切的关系。

到1850年，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将所有这些相似性驱散得无影无踪，这个不同之处就是：在西方，一个新兴的以蒸汽作为能源的铁之领主崛起。按照最著名的评论家的话，“混杂的封建关系将人和他‘自然属性的上一级’相联系，但铁之领主的崛起将这一联系无情地扯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说：“这一新兴的阶级将最为神圣的宗教狂热、侠义的热情、无艺术修养的情感淹没，把它们投入自我本位主义的冰冷水域中。”

关于这个新兴的阶级正在做什么，观点不一、众说纷纭，但是大多数都赞同无论他们在做什么，这个阶级改变了一切。对于一些人来说，那些利用能源、出售能源的百万富翁是英雄。他们的“能源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判断力的明确指引，但（只是）获得了一种普通的奖赏”。因此，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在其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作品《自己拯救自己》（Self-Help）中解释道，“在早期，技术工业的产品主要是奢侈品，是针对少数群体的。而现在，最精致的工具和发动机都用于生产针对社会大众的普通消费品”，这是因为人们对工业的投资增加了。

但是，对于其他人而言，工厂主们是一群毫无人情味儿的衣冠禽兽，他们就像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葛擂梗先生一样。葛擂梗一直认为“生活中只需要事实。没有别的东西要种植了，把其他一切东西都根除掉吧”。狄更斯探索工业革命的方法并不轻松。他在一家制靴厂上班，父亲在债务人的牢房里卖命。就像狄更斯所看到的那样，工人无法在生活中发现美好，他们被驱赶到摧残灵魂的城市，比如小说中虚构的科克镇，“胜利实质上就是……一个机器密布和烟囱高耸的城市，烟尘冗长的尾巴不断地伸展着，伸展着”。

当然，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不少葛擂梗一样的人。恩格斯在年轻时描述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的情况，并对科克镇工人的困境发表演讲。恩格斯说：“一个商人耐心地听着，在街角我们分开了。他说：‘但是，这里的确创造了很多财富。就说到这吧，先生。’”

这个商人说得没错：通过利用化石燃料中的能量，博尔顿和瓦特的蒸汽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恩格斯也没错：那些创造财富的工人只分享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1780～1830年间，每个工人的产量增幅超过25%，但是薪水仅仅上涨了5%。剩余的这些产值都被当成利润剥削了。在贫民窟里，愤怒呼声迭起。工人们组织了工会，要求执行《人民宪章》。激进分子则密谋推翻政府。雇农的生计受到打谷机的威胁。1830年，他们砸碎机器，烧毁柴垛，联名签署写给贵族的恐吓信，署名“斯温船长”，听上去像个海盗头子的名字。在每个地方，地方官员和牧师都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给法国式起义起了各种各样的名称，领主们全力向激进主义逼近。骑兵们踩踏示威者，工会会员被捕，砸坏机器的工人被押到大英帝国最远的殖民地接受刑事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