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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哪。我们不能让女人上船。伦敦那边会疯掉的，”当天晚上我对勃兰特说，“船员们也会发疯。你知道，他们对船上有女人的事都迷信得很。你自己也是一样。”

勃兰特压根没理会我的话。他说，我的前任都没有反对，我干吗要反对呢？

“贝拉能让小伙子们开心，”他坚持说，“她是家里人啊，内德，还是个孩子。对他们来说贝拉就像家人一样，没事的！”

后来我查看档案的时候，发现他只说对了一半。我的前任是个海军二副，他曾在报告中称贝拉对雏菊号“很感兴趣”，甚至还说她就像是“船上的吉祥物，发挥着良好的影响”。我仔细阅读了他对雏菊号最近几次执行的任务的报告，这才意识到他们出航时贝拉都在码头边挥手送行——毫无疑问，他们安全返航时贝拉肯定也会招手欢迎。

当然了，行动的安全性始终是相对而言的。我从没想过勃兰特这个组织中的一切都会按照沙拉特教的规则来运行。我知道，在总部那种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很容易把沙拉特那套复杂至极的代号、暗号和接头人体系与前方的现实生活混为一谈。地处剑桥的圆场是一回事。一群脾气火爆、时刻冒着生命危险的波罗的海爱国者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尽管如此，我们行动的核心圈子里存在着一个未经审核、没有被招募的随行人员，她还知道我们的计划和谈话，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何况这一切都发生在五年前那些背叛事件的阴影之中。我感觉我越是担心这个情况，勃兰特就越来越宠爱那姑娘，简直把自己当成了她的所有者。我在场的时候，他对贝拉的亲昵表示就越来越没完没了，爱抚的动作也更露骨。“很典型，这就是上了年纪的男人迷上了小姑娘。”我向伦敦方面报告说，好像我自己见过许多类似的例子一样。

与此同时，雏菊号的一项新任务正在筹划之中，任务的目的稍后会告知我们。每星期有两到三次，我都得开车到农庄去，天黑以后到达，然后在桌旁一坐几个钟头，和大家一起研究航海图、气象图和最新的海岸情况观察公报。有时候全体船员都会过来，有时候只是我们三个。对勃兰特来说，人多人少没什么区别。他把贝拉紧紧搂在怀里，两个人仿佛是在因为持续不断的狂喜而阵阵颤抖。他抚弄着她的头发和脖子，有一次还忘情地把手伸进衬衫托住她赤裸的乳房，久久地亲吻着她。尽管我碰到这些令人心烦意乱的场景时都会谨慎地转开视线，但在我眼中徘徊不去的总是贝拉凝视我的眼神，好像在对我说，她宁愿爱抚着她的人是我，而不是勃兰特。

“当着别人搂搂抱抱，这似乎已成习惯。”当天夜里回到办公室，我干巴巴地在汉堡发往伦敦的会面记录单上写道。我在自己每晚要记的日志上写道：“航线、天气和海洋状况尚可。我们在等待总部的明确指令。船员士气高涨。”

然而，我自己的士气却在苟延残喘，因为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向我袭来。

首先是我那位前任的倒霉事。此人全名为佩里·德莫内·利普顿，海军少校，获得过皇家海军优异服务十字勋章，现已退役，曾是杰克·阿瑟·拉姆利战时招募的非正规情报员中的英雄人物。在我到任之前的十年间，利普顿已经培养起了“汉堡人物”的名声。白天他装出一副傻乎乎的英国佬的样子，戴着单片眼镜招摇过市，总爱到各个侨民俱乐部闲逛，表面上是为了听听别人对于他投资问题的免费建议。但一到夜里他就会戴上秘密之帽，着手向他那支由秘密谍报员组成的可畏的队伍布置任务，听取他们的汇报。反正我从总部听到的传言是这么讲的。

唯一让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我们之间并没有进行正式的交接，人事组的头儿曾简短地告诉我，利普顿在别处另有任务。现在我总算知道了真相。利普顿离开时，并不是到最为黑暗的苏联搞什么生死攸关的冒险行动，而是去了西班牙南部。他在那儿跟一个名叫肯尼斯的前骑兵下士安了家，卷走了圆场的二十万资金——大部分是金条和瑞士法郎，那是他几年来向根本不存在的英勇情报员们发放的薪水。

这一可悲发现导致的不信任感，蔓延到了利普顿经手过的每一次行动，勃兰特的行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勃兰特会不会也是利普顿捏造出来的人物，靠我们的秘密资金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交给我们的却只是些精心编造的假情报？勃兰特手下的情报网、他那帮自吹自擂的合作者和朋友们会不会也一样？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拿的薪水还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