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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她在说什么吗？”

“恐怕不知道。”

“她说，英国佬会是个好老公。如果我死了，她就要跟你过！”

她爬回勃兰特身边，边笑边扭着身子拱进了他的怀里。这之后她没再看我。好像是用不着再看了。于是我也把视线从她身上转开，尽职尽责地回想着她的身世，那是勃兰特上校向伦敦站汇报的情况。

勃兰特说，贝拉是叶尔加瓦76附近农村里一个农民的女儿。有一回秘密警察偷袭了拉脱维亚爱国人士的秘密集会，她的父亲被开枪打死，他是那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警察也想把贝拉打死，但她逃进了森林，跟一伙游击队和亡命之徒混在一起。那帮人传来传去地玩了她一个夏天，但她似乎并不在意。她走走停停地来到沿海一带，通过某种我们至今仍不知晓的渠道给勃兰特带了话。勃兰特根本没事先向伦敦站报告贝拉的情况，就在某个海滩把她接上了船。当时他正要把新招来的一个无线电报务员送上岸，好替下以前那位已经精神崩溃的报务员。无线电报务员在每一个情报网里都称得上“歌剧明星”。他们要是不发疯，就会长带状疱疹。

“都是好样的，”勃兰特开车送我回城时兴高采烈地说，“你喜欢他们吗？”

“他们都很棒。”我说。这是真心话，要交朋友，没有比热爱大海的人更好的了。

“贝拉想和我们一起干。她想杀掉那些打死她父亲的人。我说不行。她太年轻了。我爱她。”

一轮白得刺眼的月亮照耀着平坦的草地，借着月光我看见了他粗犷的侧脸，坚毅的神情仿佛是要迎接即将来临的风暴。

“你认识他，”我说道，假装是在回忆一件隐约记得的事情，“她的父亲，费利克斯。也是你的朋友。”

“我当然认识费利克斯！我跟他好得很！他是个大好人。那帮杂种把他给打死了。”

“当场就死了？”

“他们开枪把他打得稀烂。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他们朝所有人开枪。七个人。全打死了。”

“出事时有人看到了吗？”

“有一个人。他看到了，然后就逃走了。”

“尸体呢？”

“秘密警察把尸体拉走了。他们害怕，那帮当警察的也不想惹当地人的麻烦。打死游击队员，把尸体扔进卡车，开着车就滚蛋了。”

“你对他有多了解——我是说贝拉的父亲？”

勃兰特伸出胳膊一挥。“费利克斯？他是我的朋友。在列宁格勒打过仗。在德国当过战俘。斯大林可不喜欢这样的人。等这些人从德国回来，他就把他们打发到西伯利亚，或者开枪打死，把他们折磨得够呛。问这个干吗？”

但伦敦站听到的故事却全然不同，尽管当时还只是一种传言。传言说，贝拉的父亲就是告密者。他是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被招募的，然后送回拉脱维亚，好打入那些组织。他召集了那次会议，偷偷给主子报了信。游击队员惨遭屠杀的时候，他从后窗爬出去逃走了。作为奖赏，他如今已改名换姓，在基辅当上了一家集体农场的经理。有人认出了他，告诉了别人，别人又告诉了别人。消息来源很微妙，要证实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我得到了警告。要提防贝拉。

我还不仅仅是得到了警告。伦敦站的命令让我深感烦恼。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又见了贝拉几次，每一次我都必须把自己的印象记在会面记录单上，伦敦站当时坚持要我见到贝拉一次就记录一次。我和勃兰特在安全公寓碰了一次头，结果他把贝拉也带来了，这让我很吃惊。她在城里待了一天，他说。他们正准备一起回农场，这有什么要紧的？

“放心。她不会说英语。”勃兰特看出我有点不安，笑着提醒我说。

于是我三言两语地说了我们的事情，贝拉歪在沙发上，笑盈盈地睁着一双妙目听我们说话，不过主要是在听我说。

“我的姑娘可在学习呢，”我们准备分手的时候，勃兰特骄傲地告诉我，“总有一天她会成为大教授。Nicht wahr 77，贝拉？Du wirst ein ganz grosser Professor, du！78”

一个星期之后，为慎重起见，我到雏菊号在布兰肯尼斯的停泊地看了看，却发现贝拉也在那儿，穿着短裤，光着脚在甲板上蹦蹦跳跳，好像我们准备乘船去地中海漫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