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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贝拉——贝拉莫非也是骗局的一部分?贝拉是不是让勃兰特变得心软了,还削弱了他的意志?勃兰特是不是也在给自己的安乐窝添砖加瓦,准备带着爱人逃到西班牙南部?
圆场来的一帮专家走马灯似的迈进了我那间小小的船运办公室。最先来的是一个名叫普拉姆上校的古怪家伙。普拉姆钻进我那间没人打扰的密室,和我一起仔细查看雏菊号以前的加油单据和航海里程记录,然后跟勃兰特和船员们自称在波罗的海沿岸执行任务时行驶过的危险航线比对。船上的日志顶多也只能算是粗略记了个大概,但我们还是都翻看了一遍,再加上普拉姆就截获信号、雷达站、导航浮标和发现苏联巡逻艇等情况做的记录。
一个星期之后,普拉姆又回来了,这次陪着他来的是一个满嘴污言秽语的曼彻斯特人,名叫罗斯。此人曾在马来西亚当过警察,后来成了圆场出名的“嗅探犬”。罗斯盘问我的时候疾言厉色,好像我本人也参与了骗局似的。可是就在我快要发火的时候,他却消释了我的怒气,宣布说根据现在掌握的证据,勃兰特的组织并没有做过什么不端行为。
可是在这些人的脑子里,一种怀疑只会引起另一种怀疑,悬在贝拉父亲费利克斯头上的问号仍旧没有消失。做父亲的如果是个坏蛋,女儿肯定也知情,这就是他们的推断。如果女儿知道了却不说,那么她肯定也有问题。莫斯科中心和圆场一样,往往会招募整个家庭,这是人所共知的。父亲和女儿搭档完全有可能。很快伦敦站开始四处散播一种观点,称费利克斯是五年前一系列背叛事件的罪魁祸首,虽然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这个情况不可避免地让贝拉的处境变得更为凶险。有人说要把她带回伦敦严加审问,但作为指挥勃兰特的情报官员,我的权威在这时起了作用。这不可能,我警告伦敦站说。勃兰特绝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很好啊,伦敦方面答复道——是比尔·海顿典型的那种傲慢作风——把他们俩都带过来,我们审问那姑娘时勃兰特可以旁听。这下我可坐不住了,自己飞回伦敦,坚持要当面向比尔陈述情况。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比尔靠在一张躺椅上,因为他矫情地坚持着一个古怪的习惯,从来都不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一只旧的姜汁瓶子里点着根线香。
“也许勃兰特老兄并不像你想的那么棘手,内德先生。”他语带指责地说,一边抬起视线从半框眼镜上方瞅着我,“也许棘手的人是你吧?”
“他被贝拉迷住了。”我说。
“那你呢?”
“如果我们当着勃兰特的面指控那姑娘,他准会气得发疯。他会为她拼命的。他会跟我们说见鬼去吧,然后把情报网解散。除了他之外,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指挥得动这个网络。”
海顿思忖了一会儿。“波罗的海的‘加里波第’79啊。好,好啊。话说回来,加里波第他妈的也不见得有多厉害,对不对?”他等着我回答,可我宁愿把他的问题当做明知故问,“跟她在森林里胡搞的那帮家伙们,”他最后慢吞吞地说道,“她说起过吗?”
“她从来都不说。勃兰特说过,她没说。”
“那她都说些什么?”
“说得不多。就算她说起什么重要的事,也是用拉脱维亚语说的,勃兰特觉得有必要就帮她翻译出来,要么就不翻。不说话的时候她就只是笑笑,瞧瞧。”
“瞧你?”
“瞧他。”
“她自己也挺够瞧的,我估计。”
“她很有吸引力,我觉得是这样。没错。”
他又考虑了一会儿。“听起来像是个完美的女人,”他说道,“笑一笑,瞧一瞧,不多嘴,能上床——你还能指望些什么?”他又从镜框上方揶揄地审视着我。“你的意思是她连德语都不会说?她肯定会,她就是从那边过来的。你别傻了。”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她也只能磕磕巴巴地说上几句德语。说拉脱维亚语是爱国的表现,说德语就不是了。”
“奶子挺大吧?”
“还行。”
“你能不能再跟她走得近一点儿?当然了,可不能搅和了那对爱侣。只要能套出几个根本问题的答案就行。别搞得太张扬。弄弄清楚她的真实身份,是勃兰特老兄用暖床的长柄炭炉偷偷塞进窝里来的,还是莫斯科中心塞进来的?看看你能从她那儿套出什么情况。他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这一点你想必知道。不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