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17/22页）

才刚吃完晚餐，警报又响。幸好只是敌方侦察机再度来勘察轰炸灾情。

11月26日，星期五

早上8点，父亲、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返回柏林，本以为将和艾伯特母女一起前往马林巴德，便收拾了一点随身用品。我希望尽量轻装简行，把其他东西收在两个大皮箱里，放在俾斯麦府内的地下室里。路格·埃森的车子已挤满瑞典人，我们决定搭高架铁路到万湖转车，再在波茨坦广场下车。火车塞得满满的，每一站都有人潮拼命往上挤，因为这似乎是唯一仍畅通的一条线。波茨坦广场车站盖在地下，还保持得一尘不染，雪白的瓷砖……等一走上地面，对比实在太强烈，整个区像一片不断冒烟的废墟，广场周围所有大型建筑，除了艾斯布勒拿旅馆之外，全部倒塌。旅馆虽然残破，却还算完整，不过所有窗户当然都已经震破了。

我们出发去艾伯特家，拖着行李穿过蒂尔加滕区的泥巴和灰烬，四周房舍全被烧黑，仍在冒烟，公园内仿佛1914—1918年的法国战场，树木又秃又瘦，折断的枝丫散得满地，有时还得用爬才能通过。我突然想到著名的杜鹃花丛，不知它们下场如何？明年春天又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公共交通工具完全停摆，我们从头到尾都得步行。

其实这两天私家汽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无疑都藏了很久，就等碰上这类紧急状况派上用场。虽然大多数都没有牌照，但也没人管束。相反的，政府反而下令所有车辆必须尽量让陌生人搭便车。因此尽管轰炸灾情惨重，柏林的交通却渐渐恢复到战前的样子。可惜我们运气不佳，所有经过的车辆都已挤满。有一次，我们被一位长相非常特别的士兵拦住——他大概刚入伍，之前可能是位颓废派的唯美主义者兼酒馆谐星——他极优雅地做手势建议我们别再往前走，因为炸弹已落在瑞典公使馆正前方五次。我们转进班德勒街，本来陆军总部的办公室就在那条街上，但也被炸毁了，几十名穿着灰绿色陆军制服的军官及士兵在瓦砾堆里爬来爬去，设法抢救档案。等我们往下走到海军总部时，发现两处景观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在瓦砾堆里表演特技的官兵穿的是蓝色的制服。好笑的是，唯一没被轰炸严重破坏的外国使馆竟是盟军的敌人：日本及意大利使馆！这两栋建筑最近才盖好，非常巨大，似乎是最佳目标才对！

希特勒在计划将柏林变成他“千年帝国”的首都时，选择曾是普鲁士历代国王狩猎场的蒂尔加滕区作为新的外交特区，并于1938年开始建筑一群新使馆，外观全是希特勒自己和他的总建筑师斯皮尔最喜欢的壮伟纪念碑式风格。日本和意大利因为是德国主要盟国，使馆又最大，皆于1942年竣工，但在大战最后几周历经盟军轰炸及巷战之后，损毁极严重。

走了将近一个钟头才到艾伯特家，却得知计划在最后一分钟受挫：瑞典人的确找到一名驾驶员，可是他已四天没进食，为了让他提神，他们不仅喂他食物，还给他喝了些白兰地，结果他醉得不省人事，现在毫无用处。我决定先去向办公室申请准假，下午再回去看情形。

罗玛莉和我慢慢沿着兰德格拉芬街走下去，因为我们听说基克·施图姆的房子也被炸了。虽然他唯一的兄弟已在法国阵亡，但他却仍被派往俄国。那条街上没有一栋房子幸存；等我们走近他家时，果然只见外墙还站在原地。我们问救火员住在房子里的人是否安全，他们说应该没事，不过隔壁的人仍困在地窖里。“至于那一栋，”他们指着对街一幢六层楼的大型建筑说，“里面的人全死了，总共300个人！”因为地窖被炸个正着。我们再走到库达姆路上，住在那里的每一家人几乎都是我们的朋友；大部分房子也都被炸中。奥亚尔萨瓦尔夫妇那栋巨大的花岗岩公寓大楼已成一堆瓦砾。和奈特贝克街相交的转角等于片瓦不存（包括我们最喜欢的小餐厅“小酒馆”），只剩下一小堆碎石堆。放眼望去，到处可见救火员及战俘——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巴多格里奥的意大利人”——忙着朝废墟内灌空气，意味着还有人被困在那些坍塌的地窖里。

意大利在1943年9月投降之后，在德国占领区境内的所有意大利军人都被迫选择到萨罗为墨索里尼残余分子组成的共和国效忠，或被监禁，参与劳动；后者被称为“巴多格里奥的意大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