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19/22页）

晚上又传空袭警报，但并不严重。

11月27日，星期六

一早，罗玛莉·舍恩贝格、父亲、戈特弗里德·克拉姆（他也来波茨坦住）和我再一次挤进路格·埃森的车里。埃森即将返回瑞典。

城内各区房舍的后院大火仍在燃烧，显然无法扑灭，烧的全是最近才送来柏林的冬季存煤！我们经常停在火旁暖手，因为现在屋内总是比屋外冷。

接近中午时，我带着每天从波茨坦买来、不可或缺的白面包去格斯多夫家，却发现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在那里。我们照例喝了热汤。虽然冷，又有过堂风，但格斯多夫家仍是城内唯一能让人稍微轻松一点的地方。

“午餐”吃到一半，罗玛莉及托尼·绍尔马走进来。那可怜的家伙吓坏了；前一天，他载办公室的属下去紧急撤退的小村庄，结果他的驾驶员在当天晚上的空袭中死了（我竟然在日记里说“不太严重”），他自己则被活埋在他家（房子倒塌）的地窖里，直到隔天早晨才爬出来。不过他立刻宣布——这年头非常典型的插曲——他刚买了100粒生蚝，罗玛莉和我马上跳进他车里，去他公寓拿。

我们经过自从密集轰炸开始后我一直没去过的维滕贝格广场，偌大的广场上堆满了烧焦的电车及巴士残骸——这里原是极重要的交通枢纽。炸弹到处掉，甚至落在地下车站上方；那家大百货公司K.D.W.，如今只剩下一副空壳子。路上我们还获见骑自行车的西格丽德·格尔茨，我向她道贺，因为她家是少数仍屹立不摇的房子之一，但她表示一枚燃烧弹击中她在顶楼的卧室，烧毁了她所有的衣服。她已搬到朋友在格林瓦尔德的家中——我还记得她有几件好漂亮的毛皮大衣！稍后我们被一位救火员拦下，要求我们载一位带着许多包袱的女士去夏洛滕堡车站。我们照做，因此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抵达托尼的公寓。我们当场就吃了不少生蚝，用白兰地冲下肚去。以前我从不知道生蚝这么难打开，手被划破好几道伤口。剩下的我们带回去给玛莉亚，还带了些葡萄酒，开了一场流水席。很多人陆续来到，盛宴一直持续到深夜，许多人的拇指都划破了，原来没人是开蚝专家。

第一次空袭后，隔天早晨我抽空到附近一家小店去试戴一顶帽子，虽然附近房屋全在燃烧，我却十分渴望拥有那顶帽子。今天我决定去那家店按铃——奇迹中的奇迹！——居然有位面带微笑的女售货员出来开门：“殿下可以试戴看看！”我试了，可惜身上穿着脏兮兮的便裤，很难判定效果。托尼和罗玛莉接着载我去艾伯特家，等到下午4点，一辆卡车终于在门口出现。车上载了很多城外瑞典侨民的家具和大皮箱，但公使特准我们搭这辆车。出了柏林城界后，司机会让我们在最近的火车站下车，然后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搭上南向火车。艾伯特太太爬上前座，坐在两位戴钢盔的瑞典驾驶员旁边，其他人——父亲、安德罗尼科夫公爵、艾琳·艾伯特和我——则钻进后车厢坐在行李上，周围堆满格子花呢的皮箱和篮子，我的新帽子则装在一个大纸袋里——只缺少一只民俗故事里的金丝雀！另一位瑞典人挤进后车厢后，外面的人把油布扣紧，我们立刻置身一片漆黑中，开始上路。

因为啥也看不见，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车子往哪个方向开。在路况颇糟的路上颠簸一个小时后，抵达距离柏林63千米、一个名叫托伊皮茨的小村庄；司机请我们下车。

因为我们身上都戴着“轰炸灾民”的牌子，再加上司机介绍，当地整洁的小客栈以为我们是瑞典人，同意让我们留宿过夜。大家先在酒吧里集合等待房间准备好，行李堆放四周。主人请我们喝真正的茶，然后大伙儿吃离开之前就准备好的鲔鱼三明治，配上用大酒瓶装的香槟。这顿“晚餐”吃到一半，空袭警报突然响起——由客栈主人的儿子在后院里吹一种喇叭！老实说，我们很想跳上床去睡觉，可是当地人显然把空袭看得很严重，很不以为然地斜睨我们，我们只好待在原地。其实他们可能是对的，此地毕竟离柏林不远，而且根据托尼·绍尔马的经验，就连偏僻的乡村也不见得安全。高射炮很快开始发射，接着是机群飞过头顶、再熟悉不过的轰隆声响。艾伯特太太选在炮声特别密集的时刻，突然用浓重的美国腔说：“至少我们可以为一件事感到自豪……我们都亲眼目击了现代史上最大的灾难！”这句话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