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16/22页）

我们在吕措大街下车，用湿毛巾将脸裹紧（许多建筑仍在燃烧，空气中的烟尘令人窒息），往办公室走过去。抵达后发现那儿仍一片混乱，每个人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有些人说外交部会立即撤出柏林，搬去乡间的“紧急撤退营”。据说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现在城内，甚至巡视了一些正在燃烧的外国使馆，并且亲自参加了决定威廉街残存外交部该“何去何从”的会议。我先跟好几位同事聊天（每个人的穿着都稀奇古怪，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失去了全部家当），然后拦截到第一次空袭那天，也参加了最后那次会议的技术部门主管。他告诉我他发现我的自行车停在院子里，替我保住了，不过目前还不能还我，因为他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听起来很公平，我反正以为自行车已经遗失了；只不过不知戈特弗里德会怎么说，毕竟他才是真正的车主！最后上级交代明天早上11点再来，希望到时候会尘埃落定些。

正打算离开时，父亲突然出现；他看起来糟透了，头发倒竖，脸色发灰，似乎很气我没有先去格斯多夫家探视。我根本没想到家附近还会再遭到轰炸，本来只打算顺道去看看，可是昨晚一枚空雷落在屋子后方，所有门窗、屋顶及几片墙壁全塌了，他们一直救火救到现在。这一次运气没这么好，小广场对面那栋房子已被夷成平地。

父亲、罗玛莉和我遂一同返回沃伊什街；眼前景象实在骇人。柏林城内的面包店不是被毁，便是已休业，我在波茨坦买了几条白面包，大家很快喝了点汤。罗玛莉接着去找几位失踪的朋友，我则花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将硬纸板和地毯钉在窗洞上御寒及挡烟。玛莉亚八十高龄的老母亲保持她不屈不挠的一贯作风，坚持在一旁帮忙，替我递钉子，我一直站在梯子顶端。对面那栋被夷平的房屋的屋主，一位英国女士，也过来帮忙。她没时间抢救任何细软，决定尽快下乡。

从昨天开始，很多人陆续从城里其他区过来（大多必须步行）问我们是否无恙。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虽然全柏林都遭到轰炸，但就属我们这一区和蒂尔加滕附近的外交使馆区及菩提树下大街区灾情最惨重。就连格斯多夫中校（海因茨的亲戚）都驾驶军用卡车带来一批勤务兵帮忙加盖临时屋顶，用木板把破洞补好。

冯·格斯多夫中校很早便参与推翻纳粹政权的秘密活动（当然那个时候蜜丝并不知情）。1943年3月，在一次柏林军械库内举行的典礼上，他差一点就决定亲自暗杀希特勒。他是少数几名幸存的主要密谋者之一。

稍后我出门去找迪基·弗雷德。昨天开车经过劳赫街时，看见她的房子已烧毁，今天等我再去时，已经一个人影都没有了。不过我还是爬进她位于一楼的公寓里，希望能抢救一点东西。我站在穿堂里抬头看被烧毁的楼梯，突然一声巨响，一根烧焦的木椽哗啦一声垮下来，我飞身一跳，又跳回街上。之后我过街去艾伯特夫妇家，他们的房子还没倒。

艾伯特太太是美国人，嫁给一位德国工业家，在莱茵兰有好几间化学工厂。大战爆发后，他们的儿子从美国回来加入德国陆军，把他的美籍太太和小孩留在加州。艾伯特夫妇还有一个女儿艾琳，是极有才华的吉他手及歌手，和我们认识很久了。

我发现她们母女俩站在大门口，一看见我就抱着我的脖子说，她们希望能赶快前往苏台德著名的温泉区马林巴德（距离梅特涅家族的柯尼希斯瓦特城堡很近），提议让父亲跟他们一起去。她们有一辆车，还有些汽油，就是没驾驶。不过她们家现在已由无家可归的瑞典外交人员接管，盼望瑞典人能派一位驾驶员给她们作为交换。她们力劝我也一起去，不过我觉得办公室不会放人。讽刺的是，她们昨天才从莱茵兰回来，空袭过程中一直躲在楼下地窖里。

我走回沃伊什街跟父亲讲这个新计划，但他拒绝一个人走，把我留在城内；他实在没有理由留在柏林，我因此决定向办公室请几天假。稍后我带父亲去瑞典公使馆，大家一起搭路格·埃森的车回波茨坦。父亲已两天没合眼，非常疲倦。俾斯麦夫妇热忱欢迎他；我们替他铺好一张床，而且先让他洗个热腾腾的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