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叛国罪审判（第7/8页）

法庭上爆发出一片哄堂大笑。奈德哈德此时表现出少有的掌控法庭场面的劲头，高声喊道：“这里不是剧院！”哦，可它确实变成了剧院。希特勒就是他自己所演的戏剧里的主角。他将一场针对他的叛国罪起诉转变成了政治表演审判，只不过所有的角色都弄颠倒了。

希特勒还展开了一场“是他们让我这样做的”辩护。“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让我相信他们随时准备出击，”他陈述道，“他们甚至还和我们研究了整个计划的细枝末节。巴龙·奥夫塞斯（卡尔的代表）对一小群人说，卡尔正手持导火索坐在炸药桶上。”除此之外，希特勒又补充道，太阳底下的每个人都期待着一次政变。“人们从房顶上呼唤着它……当时民众的普遍情绪就是：救世主最终肯定会出现。”希特勒特意向法官说道：“尊敬的先生们，我请求你们设身处地考虑一下我们的心理感受。一场事变已不可避免，我们的人民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行动？我们什么时候把柏林的那帮人赶出去？’”希特勒反问道。如果执政三雄的双手真的那么干净，卡尔为什么没有在希特勒作为非正式独裁者执政的第一天逮捕他（希特勒曾在兰茨贝格监狱与埃哈德进行的五个小时的谈话中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当然了，他本应该亲自来找我，或者派一位警察来，对我说：‘希特勒先生，你被捕了。’这本应该是他的分内职责……把所有这样的人（计划暴动的人）关押起来。”

暴动期间，当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在市民啤酒馆里与希特勒握手并参加他的“革命”时，难道他们是在演戏吗？希特勒描绘出令人信服的场面，以说明对他新招募的同谋者所能发挥的作用胸有成竹。“卡尔握住了我的双手，”他回忆道，“我像信任兄弟一样信任他……我会像一条狗那样对他忠诚。”希特勒陈述道，洛索和塞瑟尔当时“眼含着热泪”发誓效忠鲁登道夫。

希特勒在漫无边际的陈述中，力求破坏对他起诉的合法性。他指出：“叛国罪是唯一一种只有在失败时才实行惩罚的罪行。”仿佛他在陈述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足以让法律废除。希特勒有意识地展示大丈夫的勇气，对暴动承担“全部责任”，从而突出强调他是整个行动过程的灵魂人物，同时他又否认自己犯罪。希特勒断然拒绝了他的共犯陆军上校克里贝尔对于此事承担任何责任的权利，独自顶起了牺牲自我的光环。他以强词夺理的逻辑说道：“对于这件事情我供认不讳，但我并不承认我犯有叛国罪，因为1918年的叛国者们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希特勒以戏剧般造势的演讲风格谨慎地粉饰陈词，描绘着他以及他领导的纳粹运动未来的殉道苦难（如果万一到了那种境地）。“我们的牢房将会变成指引年轻德国精神的灯塔。”他说。34简而言之，你可以把我们送走，但是我们还会回来。我们还年轻（希特勒那年34岁。）。

最终，希特勒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令他不安的驱逐出境问题。他在一开场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生平，随后又提到了他在西线战场度过的战争岁月，最后又提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把自己罩在了德国国旗之下，尽管他的国籍是奥地利。“从早年时起，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奥地利人。……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叛国贼，相反我是一个只想为自己的同胞争取最好生活的德国人。”说罢，希特勒坐了下来。

这是一个令人紧张不安的漫长下午。此刻夜幕终于降临了。除了新闻记者的信差之外，没有人离开这个拥挤的法庭。希特勒肯定十分疲惫，但却心花怒放。希特勒可以在自己精湛的表演中得到莫大满足。在演讲中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找到了自己坚信不疑的确切信念、澎湃的激情以及恰到好处的讽刺语气。尽管希特勒的观点有些杂乱，前后缺乏连贯统一，然而对于许多在场听众来说却令人信服，立场鲜明。他对于几个同谋高官毫不留情的抨击取得了预期效果。“希特勒披露的有关暴动准备阶段的很多内幕……听起来至少主观上令人信服，”《法兰克福报》这样写道，“我们清楚地看到希特勒暴动计划的出笼与统治巴伐利亚的那些人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的分歧只在于用人问题……以及付诸行动的勇气。”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