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放旷不羁（第16/24页）

望着被剪秃了的仙鹤，支遁突然难受起来：鹤本云中物，飞冲云霄是天性，怎能够将其束缚而做玩物？！

自此，大师再也不干剪鹤的翅膀管的事儿了。

等那两只仙鹤的羽翼丰满后，支遁登上高山将其放飞。按宗白华先生的说法：“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支遁放鹤）。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的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

有了放鹤这意义非凡的动作，支遁清谈更见哲思，佛理的加入也恰到好处。

佛教于东汉明帝年间传入中国，直至三国乃至西晋，其传播速度还是比较慢的。但到了东晋后，突然大行其道，名僧辈出，寺院林立。佛教之兴，与其教义切合动乱时代人们的内心特点有密切关系，此外还沾了清谈风气的光。

东晋时，玄学在义理上已难有新开拓，名士为了使清谈更有滋味，只得借助于佛理，而后者反过来又借助名士的地位，推进其传播。可以这样说，玄学和佛学的互相利用，是佛教在东晋大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殷浩，在当时被认为是清谈之宗，北伐失败废居东阳，在郁闷中开始接触佛经；名士孙绰也很信奉佛教，并专门为其写论；再比如何充，以宰相之位到瓦官寺，非常虔诚，遂有阮裕之语：“你的志向比宇宙还大，超越古今！”

何问：“您怎么今天忽然推崇起我来了？”

阮答：“我只图做个食邑数千户郡守，而你却想成佛！”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则认为：成不成佛放一边，常读佛经，陶冶性情的功效还是有的。这是当时的皇帝的看法。

南北方佛教交流频繁，总有僧人南下授道，此日又有僧人入建康瓦官寺与支遁共论《小品》。

《小品》是佛教“般若学”的一种，其义讲的是：一切皆因“缘”起，但其本性是“空”的。另一位名僧法深和名士孙绰也在座。辩论中，北来僧人屡设疑难，被支遁一一化解。作为当时一流的清谈家和佛学理论家，支遁对《小品》深有研究；殷浩晚年研习佛经，对《小品》有了心得，欲与支遁辩论，竟未实现。

现在，支遁与北来僧人共讲《小品》，辩答有致，言辞清丽，风度绝佳，没一会儿对方就招架不住了。

见此情景，孙绰跟身边的法深说：“大师，您是逆风家，为什么一言不发呢？”

法深听后笑而不答。

在这里，介绍一下法深。

作为东晋高僧，法深也被称为道潜和尚。永嘉之乱前，法深曾游历长安，登坛讲经，对佛教经典的讲解深入浅出，听众云集。永嘉丧乱，法深独自南下，一为避难，一为弘扬佛法，受到皇帝、宰相的欢迎和礼遇。

晋成帝时，庾亮的弟弟庾冰一度执政，对僧人不拜皇帝、以异服随意出入宫廷等种种做法看不惯，提出对僧人进行限制与打击，但遭到信奉佛教的大臣何充的反对。在这种争论的背景下，法深离开建康，前往剡县山林隐居。

法深与会稽王司马昱关系颇好。一日，大臣卞壸去司马昱府上，遇到了法深，有下面的发问：“僧人自当超脱尘世，怎么还交游官宦人家？”

法深答：“在你眼里，这里是贵族朱门；但在我眼里，却与贫寒人家没什么不同。”这就是所谓“君自见朱门，贫道如游蓬户”。

支遁喜与名士交流，出镜率比较高，但在资格和造诣上，法深都不在其下，只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调。当时，有后起者对法深指指点点，惹得法深不快：“黄口小儿，还是别对久经沙场的老人进行点评了！知道吗？我曾跟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因佛理渊博，并不含糊支遁，不会望其风而倒，所以法深被孙绰称为“逆风家”。

现在，法深笑而不答，于是支遁向其发难：“白旃檀确实很香，但哪有逆风的本事呢？”

白旃檀是一种香树，产于印度。佛经道：世间树香有三种，采自根部称“根香”；采自枝部称“枝香”；采自蕾部称“华（花）香”，此三香只能随风扩散，不能逆风。而波利质多天树却可逆风飘香。法深自明其意，但面对支遁的挑战，仍不予理睬，神情更为高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