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岑春煊与保皇会（第4/11页）

岑春煊迫不及待地挥师勤王，目的究竟何在？辅助光绪收回政权的可能性并非子虚乌有。康有为号召勤王之初，曾致函同门简朝亮，请其出面鼓动两粤草茅之间的义杰之士，合众勤王，“出湘桂疾卷武昌，长驱河朔”。其时简正为讼事缠身，托康设法，康告以“讼事之案已托岑云阶方伯为之昭雪，并嘱其延访”[34]。这不仅从侧面印证康有为举荐岑春煊破例任广东布政使之事，还表明双方在政变后依然保持联系，互为利用。

义和团势盛以及联军入侵，中国社会空前震动，各种势力纷起因应，试图按照自己的政见和利益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从而大范围冲击了因循守旧的政治风气，促使朝野各种势力相互联系，谋求合作，以挽救危局，振兴图强。新党士绅如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经元善、汪康年等人函电纷驰，游说各省督抚兴师勤王，北上平乱。保皇会将勤王的直接目标由“清宫阙而诛贼臣，联外交而安圣主”[35]，助光绪复辟亲政，改为“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36]

1900年7月11日，《知新报》发表题为《论各省亟宜勤王讨贼以造中国》的论说，呼吁疆臣“驰檄各省，奔问京华，布讨贼之文，率勤王之旅，平团匪之乱以谢远人，枭贼臣之头以快天下，然后重扶圣主，复行新政，开通口岸，酌赔兵费”，是为上策，否则稳固东南，变政自立，“为平等之新邦”。如果望疆臣勤王如望梅止渴，则“望诸豪杰，期我国民，提独立之性质，振自主之精神，以鸦君阿度为归，以吐兰士哗为法，宁裹马革之尸，毋作砧上之肉，宁为特立之雄鬼，毋为双料之奴才”。

李鸿章北上途中稽留沪上，上海新党名士策划建议其急率江南兵力的半数拔队北上，剿灭“团匪”乱兵，内安两宫，外对列国，扭转危局。7月30日，14位维新党人联名由郑观应代表上书李鸿章，认为平乱局、缓客兵的关键在于“自剿北匪”。但此举“非将迭次谕旨分别其伪则不能剿，非实有可用之将，得力之兵，则虽剿而无功”。请李鸿章会商各督抚速行遴派劲兵，协筹饷项，并公举统兵大臣一人，率以北上，“不奉贼臣之矫诏”，不仅“剿匪”，而且将助“匪”为乱的将弁一律诛戮，将“不顾国家，不明大局”，“捏造诏旨，力行阻挠”的贼臣奏请正法；同时于“勤王诸将中择一明干精警而有稍习京曹情形者”，率一大队驻守西道，以防“匪党”乱兵与二三贼臣挟持两宫西走山陕。[37]李鸿章拒绝了这一请求，但在次日与刘坤一联名所上奏折中，却“冒死沥陈”了其中的一些意思，要求明降谕旨，保护外国使领和洋商教士，剿办乱民散勇，“以清内乱而弭外衅”[38]。尽管在对待帝后的态度上保皇会及其他维新党人与南方督抚明显有别，有些方面还是不乏共识。

如此一来，清方勤王将帅怀有不同动机，一部分拥护当朝执政，另一部分则不认贼臣矫诏。在同一旗号下，各人目的究竟如何，扑朔迷离。上海维新党人即指责东南勤王之师的李秉衡、鹿传霖、锡良等为“东南之端、刚”[39]。章炳麟论及李秉衡、鹿传霖的勤王时，也认为：“勤王者，则汗漫兼容之辞耳，剿匪者得举是以为号，助匪者亦得举是以为号，二帅之名曰勤王，其实助匪也。”[40]岑春煊万里驰援，到京入见太后时，却自陈：“臣军临时召募，但任防守，不敢当前敌。”[41]结果奉诏驻张家口防俄。这刚好与南方维新党防止两宫西走的预谋吻合。

无论岑春煊的初衷如何，审时度势，他终究选择了“戴后”而非“助帝”。坚决拥帝反后的康有为闻讯，不忧反喜。他在家书中说：“岑云阶扈从甚有权，将来或借以作周勃，将拟遣人说之，若吾辈办事，当乱世终非挟兵力不可立也。”[42]则岑的地位上升在保皇会看来是至关重要的有利之事。

汉口自立军失败后，保皇会的勤王谋略渐趋停顿，所余的努力，其中就包括争取北方岑春煊一类的同道，而将勤王分为南北两路。1901年春康有为称:

内地勤王布置甚妥，北路一面，已派多人指点圣皇复辟之举，南面一路勤王义举之谋，想主上回銮则在春间。[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