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岑春煊与保皇会（第5/11页）

据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第九:

驻跸太原多日，上仍求独归议和。太后及诸臣坚持不放。其实是时早归，赔款之数可少，而外人所索保险之各种条件，皆可因依赖圣明而无须提出，公论昭然。……而诸人因识见腐陋，不知此者十之九。明知而佯为不知者十之一。此十之一，则为太后、荣、王、岑诸人也。时岑幕中有张鸣岐者，年少锐敏，力劝奉皇上回京，收此大功。岑词穷而不语。盖岑春煊奸人之雄，不论是非，专视多助者而助之。[44]

北路勤王最终还是议而未行。

第三节　互为奥援

庚子以后，岑春煊因护卫有功，得到西太后的宠信，成为晚清政坛的要角。丁未政潮，岑政坛失足，退隐沪上，称病不出，直到辛亥铁路风潮，才被重新启用。其受挫的要因，仍是与保皇会的关系。

勤王计划流产，岑春煊仍然是康有为心目中的一颗政治筹码。1902年7月，岑春煊调补广东巡抚，康有为闻讯，大感振奋。他说：“此人乃仆昔所荐来粤布政者，今来巡抚，极有权力，天乃与吾党一大机会。”[45]后因四川哥老会起事，清廷调岑春煊署理川督。直到1903年4月，才调署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这时保皇会已基本放弃利用广西会党游勇发动武装勤王的谋略，任由岑春煊剿灭昔日的同道。一些人甚至将岑的到任视为一大契机：“岑春萱到粤西省，同门多欲运动会款以捐官到东省者。”对此，徐勤颇不以为然，告诫康有为:

请夫子切勿信之。觉顿、伯纯等（觉、纯前数月日以攻夫子为事，此楚青之言，可痛！可痛）于吾党感情甚淡，捐官后万不能为吾党有所尽力也。西省人士好利若渴，近年以为吾党势力已尽，则群相攻击。及见近日商会已开，知有利可图，则又来利用矣。此等人只有置之不理可也，切勿赠以金钱。切叩！切叩！[46]20天后，又再度提醒康有为:

觉顿欲捐官，乞勿理之，其近情弟子知之甚详也。岑督不可信，周孝怀亦才智之士耳，不可靠。[47]

康有为并未采信徐勤的进言，仍与岑春煊有所联系。康有为到香港后，招康有仪往见，后者命其子同和赴港收账，

偶见其座上，有假冒岑督致彼之公文一角，盖必伪托，以欺外埠商人者。其见和到，旋检而匿之袖里……仪是时寄居港栈，而来往于南洋者甚众，果闻有康党伪托岑督劝捐之公文，行骗各埠之说。

康有仪虽指为伪托，未必没有其事。所以他又说:

自念督署关务房，仪先祖与父，于微时曾执役于此，虽与该大逆之祖若父，同有役股，惟伊胞叔介藩及兄弟，盘踞多年，时有藉此作奸。今闻有前此伪谕之事，设或出于关务房，则事发不免再受拖累。因将此事，并逆党之近情薄为，密禀岑督，静中查办。禀内声明，同和实见其伪札，并薄知贼情，特留其在省候讯指供。仪以他事，并为避逆党之凶锋，暂避于上海某处。如仪挟嫌诬攻，则和可就近拿捕，仪亦可一电奉擒等。禀去后，此事久而未发，虑为逆党贿搁。因前后再补一禀，然终未蒙批斥。想岑督未便据一面之词，或又为逆党所诬未定。否则，该大逆之乡省祠屋已封，祖坟已掘，断无留此役底，以为肘腋之祸，授逆党以窥伺，及作奸之理。[48]

康有仪致函梁鼎芬揭露此事，不满于幕僚的从中阻挠外，或许已经疑心岑春煊有意包庇。

其时清廷力行新政，各地督抚鉴于时势，为博取政声，较清政府步伐更加急切。推行新政首先需要聚集人才，早在1900年9月26日，岑春煊就奏请“上下一心，力图振作，求人才而行实政”，主张“痛心求治”，“破格用人”。[49]而当时能够招揽的维新人士多曾参与戊戌变法和庚子勤王密谋。清政府直到1904年6月21日，才谕令赦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人以外的戊戌案内各员。岑春煊不顾党禁之严，署四川总督时即“恨不能多得贤者以助之”[50]，督粤后幕府中相继延揽了曾经参与正气会和中国议会的周善培、丁惠康、陈锦涛、温宗尧以及保皇会的汤叡等人，[51]，并对他们极为器重。[52]这些人在保皇会与岑春煊之间沟通联络，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