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岑春煊与保皇会（第3/11页）

早在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等便有以武力为后盾之心，并且暗中有所准备。政变后，与各地的官绅以及会党土匪一直保持联系。广西方面，康有为有类似布置，岑春煊似也牵连其中。

康有为等人本来准备应付政变的计划，因袁世凯的出卖而一败涂地，北上行刺，一时也不易措手。1898年11月初，康有为借“奉诏求救文”，明确向清廷臣民发出“勤王”呼吁。[24]不过，唐才常希望联合各方革新势力发动中原大举，与康有为的想法不完全吻合。康有为一派亡走海外，仍然坚持倚靠光绪实行变法的政治目标，因此首先要恢复光绪的权力地位。他们除了求助于列强，还组织保皇会，扩张实力，创办《清议报》，鼓动舆论，号召勤王，矛头直指重揽大权的西太后。保皇会的勤王，一方面暗结草莽，大兴义兵，另一方面则鼓动方镇大员，起兵救上。康有为发布“奉诏求救文”，目的之一，即在警告清廷官员“不讨贼则非臣”，“若屈膝以事伪主，甘心而立牝朝，则万国攘臂而仗义，天下裂眦而公愤，冰山必难久倚，狐鼠岂可同群”。希望他们“共兴故国之思”，“圣主重兴，共兹大业，则尔公尔侯，自有前例”。[25]

尽管康有为等人对西太后恨之入骨，因为实力有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希望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复辟归政，甚至对当朝执政心存幻想。而清政府欲除后患，千方百计要将康、梁等人置诸死地。几番引渡、绑架、诱捕、谋刺不成，又颁布上谕，公然悬赏购线，买凶捕杀，并于1900年1月24日宣布立新储。在建储即为废立的严峻形势下，保皇会再度将重心转向武力勤王。加入保皇会的暹罗华商陈斗南等在电争废立的同时，分别上书李鸿章和张之洞，鼓动南省大吏举兵勤王，以救圣主。[26]《清议报》第37号（1900年3月1日）发表署名佩弦生的《论建嗣即为废立》，批评“事既逾月，而海内之臣子，未闻有一人念君父之危，叩阙以死争之者，更不问一人急君父之仇，发愤而勤王讨贼者，岂忠义之热心不逾月而顿冷哉”。后来更认为“今日而望各疆臣勤王，是真望梅止渴也”，呼吁国民以独立自主之精神兴师勤王。[27]

有鉴于此，保皇会加紧勤王筹划。1900年1月，康有为移居新加坡，保皇会在澳门设立总局，随即制订了战略行动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广西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与岑春煊有通家之好的唐景崧扮演重要角色。康有为的勤王谋略首先“以全力取桂”[28]，之所以将广西作为整个勤王行动的发动地，除了可以原镇南关游勇头目陈翼亭为主力正军外，重要原因是有唐景崧的加盟。唐当年是万里请缨的名士，曾任台湾巡抚，虽因出任台湾民主国总统之事被清廷闲置，在地方上号召力不减，而且数年来一直以办团练为名有所布置准备。依据康有为亲拟的计划，唐景崧的地位十分重要，实际担任中军主帅之责。

1900年5月底，唐景崧派人远赴南洋，告诉康有为“滇、黔、桂皆来归，特来请期”。康有为见广西“有小山之坐镇，滇、黔皆来”，决定全力向西。[29]唐景崧与滇、黔的渊源，显然不及西林岑家。岑春煊的父亲岑毓英在滇、黔两省征战任职凡三十年，官至云贵总督。后来岑春煊作《乐斋漫笔》，不无自得地说：“至今滇人士与余家相值，犹依依如其乡人焉。”[30]唐景崧如果真的争取到滇、黔来归，至少要借重岑家的关系，才可能达成这样的效果。而唐、岑两家为世交，中法战争期间，唐景崧曾在岑毓英麾下效力。

义和团期间，清政府为应付内外乱局，于6月17日、20日先后谕令各省督抚派兵星夜驰赴京师。7月，京师形势吃紧，清廷于4日、12日、25日以及8月8日、13日，连续诏令各省勤王之师兼程北上，星夜驰援。[31]除一般性号召外，还向袁世凯、马玉崑、李秉衡、鹿传霖、张春发、刘永福等发出专门指令，也有个别官员主动统兵北上。

然而，各地的文官武将多徘徊观望，等待局势的变化。如江苏巡抚鹿传霖“闻乡里大扰，族之长幼均被屠。于是在抚署内大哭，誓与拳匪不两立。遂借勤王美名，力请开缺，克日帅羸卒北行。至河上，闻乡里无恙，遂逍遥不进。闻者皆非笑之”[32]。广西巡抚黄槐森等人因行动不力，还被清廷严旨申斥。而岑春煊却义无反顾，行动神速。甘肃于6月26日接到6月20日清廷着各省分兵驰援京师的上谕，当天岑春煊即率兵启程。[33]他后来自炫其不顾陕甘总督魏光焘的阻拦，率省马队二旗先行，又不待马队齐集，先率卫队数十人，自兰州取道草地沙漠，忍受种种困苦，昼夜疾驰，赶赴京师。所部是为数不多先期到达京师的勤王军，其余各地的勤王之师，多在两宫西幸后才陆续赶到太原或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