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岑春煊与保皇会（第2/11页）

发布岑春煊接替调任山东的张人骏为广东布政使，已是1898年8月31日[11]，这时百日维新高潮已过。1898年12月19日，岑春煊调任甘肃布政使[12]，其在广东总共只待了大约三个月。难安于位的起因是与总督谭锺麟不合，背后的真正原因则当事各方说法不一，其中牵涉到与康有为的关系。

岑春煊《乐斋漫笔》称，他于“陛辞赴粤”时，光绪曾面谕到任后宜设法剿办粤省日益猖獗的土匪，并指粤督谭锺麟“年老不能办事，尔抵粤后可察看奏知”，许其“据实奏闻，朕与尔作主”。“时广东有道员王某，素为谭督所信任，颇多不法，商民无不受其鱼肉，有因索诈而毙命者，慑其气焰，皆噤不敢言。余到后，始有来控者，廉得其实，即详请撤去该员各项要差，严行查办。谭督不从……议论抵触，谭愧且怒，遽拍案诟詈，目镜坠石棹立碎，势张甚。”岑调任甘肃后，“终以谭、王营私舞弊事具疏劾奏。有旨查办，谭因罢归，王亦革职。此案以藩司劾罢督臣，为有清仅见之事也”。[13]

然而，事实与此不无出入。弹劾谭锺麟及广东按察使魁元、知县裴景福、候补知县李家焯等，系由御史宋伯鲁提出弹章，时间尚在岑春煊到任之前。开始清廷谕令湖南巡抚陈宝箴查奏，陈被革职后，由继任余廉三接办。余详查的结果是，原参贪劣的谭、魁各节，查无其事；裴则官声尚好，均免置议；只有李家焯因对所带卓勇约束不严，交部议处。所称“道员王某”，即候补知府王存善，倒是由岑春煊本人“列款详参”，却交由谭锺麟查办。[14]谭锺麟派委司道按款查讯，“奏称王存善并无浮冒侵渔之据”[15]。此事非但未能增加岑春煊的政治资本，反而使其遭受一次小小的挫折。“莅任不数月，即与总督谭锺麟腾章相诋。太后恶之，荣禄为缓颊，乃调甘肃。”[16]

荣禄官声颇恶，但在19、20世纪之交，于新旧华洋之间，却能起到一定的调护作用，岑师事之，引为奥援。[17]岑春煊不甘受挫，调任后继续奏参广东各员侵蚀巨款，袒庇瞻徇潘灿、王存善等事[18]，清政府先后再派鹿传霖、刚毅查办，结果确认广东“所挪之款系历数十年积累而成”，所用办理盐务的候选同知潘灿等人办事认真，“均可无庸置议”。只是后来将厘金改由招商承办，表面是为了“杜中饱而祛糜费”[19]，实则欲筹巨款以应急需。[20]

晚清吏治败坏，几乎无官不贪，若以此划线，恐怕无人不在可参之列。岑春煊穷追不舍，别有潜因。记载此事的另一版本所述便有大异。陈澹然为裴景福《睫闇诗钞》（戊午正月付印）作序提到:

先生之任南海也，廷旨捕南海康有为，籍其家，括尝所往来书，廉其党。先生奉檄偕知府王存善往。西林方为布政使，与康交，惧事泄，令择要人书藏之。先生察其书皆通候往来，任王君持以献粤帅，固未达也。而西林则大恨，即藉他事劾王，粤帅右之，仅免。

其时清廷确有下令粤省查抄康有为家之事。1898年12月28日，清廷发布上谕:

昨据两广总督谭锺麟奏：康有为本籍抄出逆党来往信函多件，并石印呈览。查阅原信，悖逆之词，连篇累牍，甚至推谭嗣同为伯里玺之选，谓本朝为不足辅。各函均不用光绪年号，但以孔子后几千几百几十年大书特书，迹其种种狂悖情形，实为乱臣贼子之尤。其信件往还，牵涉多人，朝廷政存宽大，不欲深究株连，已将原信悉数焚毁矣。[21]

后来岑春煊督粤，必欲将裴景福等人置之死地，也根源于此。[22]1899年12月19日，谭锺麟去职，代以李鸿章，在清政府方面，主要不是因为参劾案，而是为李鸿章谋一位置，同时加强对广东的控制，打击在海外活动声势日张的保皇会。

第二节　戴后与助帝

戊戌政变后，康、梁等逋逃客与曾经赞成变法的清政府朝野要员之间，看似公开敌对，其实互有需求，因而暗中互通消息，彼此利用。李鸿章而外，康有仪曾在南洋康有为座上见有各督来函外套[23]，肃亲王也曾与之通函。岑春煊不仅与康有为等早有联系，而且一直保持。与岑关系密切或情况类似者，不少人介入了保皇会武装勤王的密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