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康熙朝悬案（第6/9页）

这还得从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说起，这本书讲到了南明的一些情况，用了弘光、隆武、永历之类的年号。就戴名世本意来说，他是想如实完整地记录当时的历史，但恰好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大忌。

从审判的阵容就可以看出清廷对此案的敏感程度，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共同审理了这个案子，对戴名世进行严刑拷打。

戴名世不得不认错说：“《南山集》《孑遗录》等等都是我年轻时写的狂乱文章，当时糊涂，不知触犯了大忌。没有和任何人商议，也没有让任何人整编这本书。我当时参考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看到此书有混乱悖逆之语，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就照搬里面的话。”

戴名世的供词迁出了方孝标，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峰在供词中说，父亲方孝标喜欢游山玩水，以前到过云南贵州一带，返乡后写了《滇黔纪闻》，其中记载了弘光、隆武、永历的年号。方登峰是个不孝子，他还供出父亲曾当过吴三桂的幕僚，虽然时间很短，但毫无疑问已是大逆。

最后，刑部议定：戴名世凌迟处死，祖父子孙兄弟以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贯，只要十六岁以上，不管残疾健康，一律斩首；十五岁以下的男子，以及母妇妻妾姊妹等等，全部发配给功臣家做奴隶，财产入官。方孝标依律当被凌迟处死，不过人已去世，应当挫骨扬灰。为方孝标作序的汪灏和桐城派的领袖方苞被判绞刑，后来改为免死，发配东北。这场文字狱中问罪人数多达数百人。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案情的整个发展过程。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年出生，曾经隐居南山，时人称之为南山先生。他的家世虽然称不上显赫，也是书香之家，祖父和父亲都做过知县。戴名世跟桐城派领袖方苞是亲戚，他的母亲是方苞的姑母。戴名世这个人从小就很有才气，因为才华甚高，为人难免有些恃才傲物。同时，他这个人又比较愤世嫉俗，由于小时候受的教育影响，年轻时他对清廷很不满，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他对反清的民族英雄进行了热烈的歌颂。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了生活，戴名世逐渐对清廷妥协。三十岁的时候，戴名世与好友参加科考，成为贡生，三十四岁时，他又被推荐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由于戴名世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人。

在京城的时候，他给同乡张英的儿子当家庭教师，张英当时担任都察院左都副御史。有一次，张英问戴名世：“世间最可恶的是哪种人？”戴名世回答说：“媚人者最为可恶。”

张英笑道：“不然，媚人者因好媚者而媚之，所以好媚者最为可恶。”

张英虽然不是个才子，但是思想言谈显然比戴名世更深刻，戴名世固然有才，却难脱书呆子气。

戴名世后来在京城参加乡试，可惜落榜了。在京城的日子，戴名世很不得志，他愤世嫉俗，自视清高，但没人买他的账。

最后，戴名世不得不四处游历，在这个过程中，他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而且还编纂了一些重要的图书，譬如《小学论选》《四书朱子大全》等等。

晚年，戴名世仿佛看透了世界（现实是无法逃避的东西），再次回到科举路上，这次他中了举人。但是第二年的会试却名落孙山。

五十七岁的时候，戴名世时来运转，中了会元，接着在殿试中又中了榜眼，康熙钦点他为翰林院编修。当官之后，戴名世并没有意气风发，反而消沉低落。李光地曾说他“颓唐无精神”。至于那个给戴名世带来灭顶之灾的《南山集》，是他的门生龙云鄂把他的文章收录整理而成。

赵申乔在康熙五十年参劾戴名世，但是最后的终审是在康熙五十二年，前后持续一年半的时间。康熙一开始对南山案是慎重的，他说道：“戴名世等是个大案子，朕要仔细考虑。”

此案拖了很长时间，中途似乎有很多转机，因为案犯都是朝廷命官，所以在狱中受的待遇不算差，他们住在比较好的房子里，可以和外面书信往来。李光地曾经为他们说情，可惜没有多大的效果，反而惹怒了康熙。由于朝廷中有许多人求情和营救，案犯们并没有感觉死到临头，像重要嫌犯刘岩和方苞中途还出狱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