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送红军（第15/17页）

蒋介石来到陕西，真正的目的是部署“围剿”川陕地区的红军。因为在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共产党根据地不断扩大，令他有了从前面对江西红色根据地时的忧虑和恐惧。可是就在这时候，一封来自南昌的电报令他大吃一惊，电报说：“最近红军调动频繁，有向西南移动的模样。”——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史料中蒋介石最早获悉中央红军开始转移的记载。蒋介石只有先放下川陕方面的事情匆匆赶往江西，等他到达南昌已经是十月十五日了。

十月十五日上午，于都县郊外，昏暗的谢家祠堂里，面容憔悴的毛泽东坐在长凳上，面对两百多名被留在根据地的干部沉闷地吸着烟。赣南省委在中央红军出发的最后时刻，召开了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同志们希望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他们说些什么。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沉重，他知道必须向这些同志交代红军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苏维埃共和国要举国上路。但是他又无法将所有事情的原委一一解释清楚。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缓慢地开口了：“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力图让同志们确信他说的是真话。而这句话确实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在中央苏区周围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七日，集结在一起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了。

三天之内，他们将全部走出苏区，离开他们从前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开始后来被全世界称之为“长征”的悲壮的大规模军事转移。

江西南部的于都是个宁静富足的小县城，县城边有一条河，叫于都河也叫贡水。此刻，河上已经架起了数座木桥，开辟出了十个临时渡口，所有参加军事转移的人员都聚集在河岸边的于都城里，等着太阳落山。

黄昏时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走进了县城的一家小酒馆。酒资是彭德怀付给店家的一块银元。两个人都不是善饮之人，但还是把一壶当地的老白酒喝光了。彭德怀的恶劣心情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根据地的逐渐缩小直至丧失令他这个前线指挥员无比愧疚。为此他与博古和李德大吵了一架，他指责李德根本不懂军事不懂打仗。李德还击说他是因为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被撤销故意在找麻烦。彭德怀那一刻感到了极大的侮辱，他怒火万丈地指着李德高声喊道：“你下流无耻！”然后对翻译伍修权说：“把这句话翻译给他！翻译给他！”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彭德怀想到了那些依旧躺在医院里无法跟随转移的红军伤员，他们大多是在李德一再要求强攻的广昌战役中负伤的。

第三军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下来后，博古曾经到军团来讲了一次话，笼统地说中央红军要“转移阵地”。第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就预感到中央红军也许要撤离苏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跑到医院动员伤员们出院。那时，第三军团有近万名伤员躺在医院里。但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真实情况，还因为必须遵守组织纪律，黄克诚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红军就要走了”这样的话。结果，他只动员了少数伤员跟着他出院归队了，这些伤员包括甘渭汉、钟伟、张震，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指挥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为了把更多的红军官兵带走，彭德怀在出发前夕下达了一个“死命令”：第三军团的伤员，凡是能走路的，全部要带上。要检查落实，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跟随转移的受伤战士——正是由于有了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更多的红军官兵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那些被留下来的伤员，在红军主力出发后不久，就全部死在了国民党军的搜查捕杀中。

晚上七时左右，依旧在北线阻击敌人的军团长董振堂接到了命令，命令要求第五军团将阵地移交给独立第三团并开始撤离。董振堂立即将军团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一座大庙里，听参谋长刘伯承讲话。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已被贬到了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原因是他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持反对意见，而李德说中国红军总参谋长的“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但是，在红军官兵的眼里，刘伯承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在一九一六年的护国战争中右眼被子弹打中，手术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手术做完了，医生小心地问“是否很疼”时，刘伯承说：“才七十多刀，小意思！”刘伯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不能因为中央红军转移就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失利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第五军团担负的是殿后掩护的任务，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作出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