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天时地利人和（第16/19页）

由于撤离战场时，汪匣锋组织严密有序且进行了层层抵抗，因此没有发生城池失陷时通常会有的那种大溃乱，部队损失较小，仅有五人被日军俘虏。

第125师等部在老河口坚守了十三天，与刘峙要求的两周仅相差一天，而且实际伤亡数小于日军，是整个老河口战役中的一大亮点。之后，第22集团军奉命固守襄河西岸，日军最终未能达成渡过襄河进行追击的既定目标。

日军虽然在老河口战役中破坏了老河口机场，但对中美空军的遏制作用并不大，整个战役中，中美空军的飞机能够对日军地面部队进行大量空袭，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明证。

1945年4月至5月，爆发了湘西芷江战役（又称雪峰山会战），这是抗战末期中日军力的一次局部大检验。经过美械武装的中国精锐部队，从战斗意志、战术战法以及武器装备，都让日军大为吃惊。

在这次战役中，日军不仅没能如愿占领芷江机场，而且包括第116师团这样的甲种师团都遭遇重创，给日军阵营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同时也鼓舞了占领区的居民。据驻扎广西的日本老兵后来回忆，日军在湘西作战中狼狈不堪的情形，当地老百姓人尽皆知，他们对抗战前景多少有些迷茫，很多人甚至绝望了，自此情绪便出现变化，那种眼神“令人永不能忘”。

日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妙，鉴于美军登陆冲绳以及苏联态度发生变化，日军大本营被迫做出秘密决定：逐步将第十一军主力撤出湘桂沿线，调往华中华北进行守备。

撤退过程中需要穿过桂柳会战时的旧战场，这令日军官兵不胜感慨，尤其第3师团，他们曾在修仁等地与第二十军拼死搏杀，时隔半年，仍对这支军队的顽强和善战记忆犹新。

在修仁攻守战中，作战最为激烈，日军伤亡也最多的是隘口狭路。此次第3师团接受教训，提前就派得力部队抢占了修仁隘口。

当经过隘口时，第2大队长竹下少佐多次冒雨下马，双手合十，为战死者致哀。修仁一战，竹下的同事、第1大队长中井大尉等一干官兵，皆死于第二十军之手，而当年参加过这场战役的日军军官，包括竹下在内，已不足十人。竹下用颇为感伤的笔调记述说，半年之前，这里还是漫山红叶，半年之后，只有不知名的山花、杏花和油菜籽在风中静静摆动了。

其实不需惦记，他的老对手即将驾临，“漫山红叶”的景象也要重新演绎。

1945年6月，第二十军参加了桂柳大反攻。

从长衡会战到桂柳会战，第二十军在半年内转战数千里，官兵的疲劳和部队的残缺程度，完全可以想象，但经过数月的补充训练，这支顽强的部队又逐渐恢复了战斗力。

能恢复得这么快，杨森自身境遇的变化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桂柳会战把战火烧到了桂黔边境，应战压倒一切，但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是个文官，难以适应这样的要求。蒋介石于是决定撤掉吴鼎昌，换武人来守贵州。

在蒋介石眼中，杨森是一员能战之将，且川黔为邻省，由川人主黔，料来不会导致太多非议，这样杨森便得以走马上任。

当年薛岳以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却仍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据他说，这样做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军民合一，以民辅军，现在第二十军也得到了这一待遇：借助于杨森主黔的便利，第二十军在后勤供应、兵员补充等方面基本都是一路绿灯。

杨森卸去军职后，军长杨汉域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杨干才正式出任军长，成为第二十军的第三代掌舵者。

杨干才贯彻杨森“本军系统化”的治军传统，在贵州开办了第二十军干部训练班（简称干训班）。第二十军自创始以来，举办过无数的军校和培训班，干训班是后期最重要也是最后一个。

杨干才自兼班主任，配有专职教员，分别将中高层军官和基层士官抽出进行训练，训练课程以日军为假想敌，特别注重夜袭、防空训练以及工事构筑。尽管因紧急出征，训练班中途暂停，但它无疑推动了第二十军的复苏，一批年轻勇猛、求战欲望强烈的骨干也随着杨干才一起站到了前台。

第二十军参加桂柳反攻时，中方兵团已进至柳州附近。这时撤退及溃败日军纷纷向柳州聚集，日军大本营的指示也以“秘密撤退”改为“紧急撤退”，严令非守备部队“限三天内离开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