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为理想而战（第5/11页）

所谓“荣军”，是从前线撤退下来逗留于安庆的负伤士兵。因自恃抗战有功，他们在安庆城内到处横行，进戏园子看戏不买票，搭汽车也不买票。更有甚者，为了搭到车，晚上在马路上用桌凳设置障碍，以阻止汽车通行，造成安庆的秩序相当紊乱，市面也极度萧条。

除了骚扰地方，到处滋事外，“荣军”还不时涌入省政府留守机关，索粮讨钱，搞得机关人员走投无路，难以应付。

前线已经溃败，后方又是如此混乱的一番景象，杨森大受刺激，他在军部召集全军军官训话时，当场痛哭流涕：“你们看日本把我们中国打成什么样子了，如果再不努力，我们将要当亡国奴了，到那时我们还活得了吗？我们要赶快进攻才行！”

杨森在部署完防务后，便在安庆城内贴出布告：伤残官兵到指定医院集合，过境官兵尽速离开，被打散了无处可去的部队，也可以负责收容，但必须接受整编。

有人尚肯听话，有人置若罔闻，直到三天后，发生了一件荒唐事。

有三个散兵，不听布告所宣，到处闲逛，他们把安庆公园里的鸳鸯错当成了南京板鸭，砰砰数枪，打死了几只，然后拿到餐馆让厨师烹饪加工，做成了美食。

这三个哥们是饱了口福，枪声却使居民陷入了恐慌。杨森派出的巡察队跟踪前往，在餐馆里来了个人赃俱获。

杨森下令将三个散兵予以拘捕禁闭。

关个禁闭还是刹不住歪风。杨森亲自带着卫士巡街，走进公园，又看到一个“荣军”在抓公园里饲养的野鸭子。

杨森腾地就火了，立刻让卫士上前，一枪把“荣军”给就地枪毙。

杨森发威的消息一经传出，安庆市面倏地安静下来，那些不服调遣、惹是生非的伤兵散兵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地秩序之良好还倍于平时，这大概就叫“乱世须用重典”。

蒋作宾感激不尽，地方与军队合作良好，有时，各级机构间出现问题，都主动找杨森协调解决。

驻防安庆四个月后，安庆警察厅长给杨森打来电话，说桐城发生了一件间谍案，他让桐城县长将案犯解来，可对方不理不睬。

要在以前，杨森会桌子一拍，马上派部队去把县长“请”来，但如今他就知道先打个电话了解情况。

县长解释说，所谓案犯是当地小学教员，大家闺秀，父母又都是桐城的绅士名流，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女间谍呢？

杨森决定亲自过问，让警察厅把证人送来。

证人到场，杨森愣住了，原来竟是两个小孩子：一个男孩，只有八岁，一个女孩，十二三岁。

杨森诧异地问陪他们前来的警察：“两个未成年人，怎么可以作证？”

警察说有证物啊。那是一张电报纸条，是从孩子书包里搜出来的，而且两孩子在警察厅都承认了，说系女教员派他们来安庆进行“活动”的。

杨森再看孩子，小脸全都吓到煞白，于是他便把警察支开，和颜悦色地单独与之交谈。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两小孩是姐弟，家里有部队电台借住过，那张电报纸条是报务员扔掉的无用电码，孩子好奇，就收集起来玩耍。他们这次到安庆，其实系逃学出来的，准备在安庆找外婆，外婆没找到，却因为跑来跑去、东张西望，被警察给逮住了。

警察厅是什么场所，既有书包里搜出的“物证”，又被警察拍桌子敲板凳地一吓，两小孩就糊里糊涂地承认是某老师派他们来的。

这真是葫芦僧判了葫芦案。杨森很生气，派人把孩子送回桐城，同时又责备了警察局长几句，让他立即结案。

“间谍案”发生后不久，杨森在安庆街上行走，忽然人群中起了一阵骚动，许多人在喊：“抓到汉奸啦，抓到汉奸啦！”

杨森心中一动，分开人群，挤过去一看，见几个满面怒容的人正抓住一个吓到半死的“汉奸”不放。

有了“间谍案”的经验，杨森赶紧说：“把他带过来，让我问话。”

人群中有认识杨森的，便把“汉奸”推到杨森面前。

这“汉奸”倒在地上，浑身瑟瑟发抖，吓得身体都软了，经杨森的卫士劝慰，才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原委。

原来当天是端午节，按照安庆风俗，家家户户都要买点红布给小孩做衣服。此人买了布后，不经意地举起来朝着太阳一照，本意是想看看布质厚薄与否，可不凑巧的是，日机正好于此时飞过，便被误解成了给敌机打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