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是关还是开（第17/21页）

黄克诚回忆，在草地行军时，走在后面的人都用不着向导，只要顺着地上络绎不绝的尸体，便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红军内部就在这时发生了严重分歧。张国焘认为“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要求停止北进，挥师南下，毛泽东及中央则仍坚持北上。

其实自两大红军会师后，问题就已经冒了出来，那就是听谁的？

没有会师前，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口号是“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对中央红军的敬畏之心不言而喻。

可现实是残酷的，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长征时，尚有八万六千之众，到达川西北时，只剩两万余人，且人困马乏，装备不整，人人身上破衣烂衫。反观红四方面军，仅主力部队就有八万，“兵强马壮枪多”。

除了实力发生巨大变化，大家对南下风险的判断也不尽相同，确切些说，就是对川军这一对手的评估存在较大的差异。

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后，先是击败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接着攻破刘湘亲自发动的“六路围攻”，最后强渡嘉陵江，可以说是鲜尝败绩，打遍川中无敌手，有绝对的理由不把川军放在眼里。

中央红军就不一样了。土城第一战便吃了亏，后面的叙永、会理也都打得不理想。朱德曾为此叹息道，中央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光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在攻打会理之前，中央红军其实已疲惫不堪，亟需用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和补充给养，但整整围攻七天七夜，连挖地道炸城墙都用上了，仍无法获胜。

此后红军在大渡河、泸定桥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靠刘伯承这条“川龙”发挥作用，要不然极有可能重蹈石达开的覆辙。

毛泽东对南下的认识，一言蔽之，是“绝路”。

1935年9月8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再次明确态度，一方面说北上“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另一方面认为“川敌弱”。他的想法是南下抢占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这样在粮食供给、兵员补充以及战略进退上，都较北上有优势，当天晚上，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他：“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再没说别的，遂告辞而去。

1935年9月10日深夜，毛泽东和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及一些直属分队秘密北上，与张国焘分道扬镳。

一个月后，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把中央红军的北上判定为“逃跑”和“分裂”，同时宣布另立中央。

北上红军人数不多，仅八千余人，因此后来被命名为“北上先遣支队”。其余红军南下二过草地，最后重新集结于川西北的共有八万多人，除红四方面军外，还包括原属中央红军的红五、红九军团。

1935年10月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作战令。

欲入川西，必经河谷走廊。在中央红军北上后，薛岳已奉命跟了过去，同样追踪红军的杨森和刘文辉，一人在走廊上占一边。他们都没想到红军还会再杀回来，因此战备极其松弛，营以上军官甚至昼夜赌博，连对红军的警戒和侦察都不做了。

南下红军两过草地，苦不堪言，通过作战以获得补给之心非常迫切，人人犹如出笼之虎，开战之后，瞬间就把川军给打得歇了菜。

在击溃川军之后，徐向前又像“反六路围攻”后期那样，继续向杨森、刘文辉发起闪电式的快速追击。

杨森所部从夹金山一路退却。夹金山是座雪山，几个月前，中央红军曾从这里翻越北上，它也是长征中红军爬的第一座雪山，不过那时还是夏季，加上所携带食物尚充裕，所以中央红军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几个月后，天气更为严寒，天上大雪纷飞，地下积雪甚厚。川军冻饿交加，疲惫不堪，特别是在夜间，只能在雪山上集体露营，官兵们都没穿棉衣，通宵达旦只听见“妈呀、妈呀”的呻吟声。

杨森所部在雪山冻死饿死的极多，杨森用三天时间才将军队收容完毕，之后退到雅安以南重新整编。

杨森早就没了防区，可以到处流浪。刘文辉不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西康是他发展“事业”的唯一地盘，守不住的话，就得下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