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是关还是开（第19/21页）

这是典型的红四方面军风格，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狠。除非你在阵前立马咬死我，你咬不死我，我一定咬死你！

郭勋祺下令迫击炮和小炮开火，仍然无济于事，似乎怎么都挡不住红军那坚不可摧的进攻意志。

经过长时间的密集冲锋，红军先头部队已接近碉堡，川军官兵无不心惊胆战，大有崩溃之势。

郭勋祺本以为有击败中央红军的经验，此时也恐惧起来，可他后面就是邛崃总指挥部，再无可退之地，换句话说，碉堡能守得守，不能守也得守。

情急之下，他赶紧派出手枪队增援碉堡，并把所有手榴弹、掷弹筒、机步枪都集中起来进行射击，在最后一刻，才把红军击退。

连续两天未能得手，第三天徐向前改变战术，他用小股部队正面攻击，以吸引碉堡火力，大部队直指川军的衔合部位。

战术很漂亮，可惜使用过迟，刘湘已经给郭勋祺输送了大量援兵及弹药，加强其预备队，红军攻击再次受挫。

就在红军后撤的同时，空军来了，不是刘湘的空军，而是蒋介石的空军。

刘湘虽早就拥有自己的空军，但基本没派用场，大多数时间只能打打酱油。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四川空军的水平比较烂，“中央军”的陈诚就直言不讳地说：“有些人花钱买了几架外国烂飞机，也叫空军，连送封信也不敢。”

“有些人”指的自然就是刘湘。

除此之外，川军将领大多对陆空协同战术讳莫如深，一天一地，都不知如何跟对方配合。空军不投弹便罢，一投炸的全是自家军队，那还不如在家里乖乖待着不动了。

蒋介石的“中央军”尾追中央红军入川，与陆军一道来的，还有“中央空军”，空中优势被最大程度地利用起来。

地面川军见飞机从邛崃方向飞来，立即发出对空联络信号，“中央空军”向红军投弹，撤退红军为之阵脚大乱。郭勋祺乘机下令预备队追击，从而得以反败为胜。

其后，“中央空军”便长时间往返于百丈和黑竹两关之间，一边在空中盘旋侦查，一边做地毯式轰炸，给红军造成很大损伤，以致于大部队在白天都必须分散隐蔽。

在南下战场上，有一次战后检点损失，三百几十名红军官兵伤亡，其中有近三百人竟是被飞机炸死的！

由于伤亡过大，弹药也消耗殆尽，徐向前只得临时变更作战计划，下令放弃黑竹，撤回百丈。

郭勋祺也够呛，尽管下有碉堡护身，上有飞机助阵，可他那个模范师同样伤亡惨重，一个主力旅里面，就战死两个营长，连排长死伤十八人。红军前脚刚撤，郭勋祺就赶紧撤往邛崃后方进行短暂休整和补充。

与此同时，刘湘已任命潘文华为前敌总指挥，所有嫡系部队全部调至邛崃。由于后方兵力用尽，刘湘甚至没有一兵一卒可守卫成都，必须由当地民团代替。

1935年11月19日，刘湘令旗挥动，邓锡侯从北，李家钰从南，潘文华从东，总计十几个川军旅自三面向红军占领的百丈发起进攻，从而拉开了百丈决战的序幕。

当天黎明时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川军整营整团地发起冲锋，从黑竹关到百丈关，十多里路的战线上，到处都是子弹、鲜血和呐喊。

徐向前久经战阵，深知成败在此一举，因此亲自骑马赶到一线进行观察和指挥。

胜者的思维往往具有定势，即便徐帅也不例外，在他的印象里，新对手也许难说，但若说到川军这个老对手兼手下败将，他自认还“有点把握”。

从“反六路围攻”一直到强渡嘉陵江，川军都是一副被红军打怕了的熊样，历次作战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别说徐向前，就算是红四方面军的一般官兵，也早就从心里把这些“灰边边”给看扁了。

川军在战场上的凶猛表现，被徐向前解释为“狗急跳墙、孤注一掷”，他据此作出的判断是：只要顶住川军的这一波攻势，灭其一部，就有可能转入反攻。

川军实不足虑，要复制第二个“反六路围攻”的辉煌，也仍有可能。唯一让他在意的，是“中央空军”——百丈一带地势开阔，多为树丛、深沟、水田，红军运动起来极其不便。

不过这并不是决定战役成败的关键，特别是两军胶着之时，飞机也不敢贸然轰炸或扫射，所以徐向前只是感到“很伤脑筋”和“太讨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