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精神千秋万古不灭（第5/7页）

否！

当时被拘在五国城的“二圣”，其实已只剩下“一圣”。这一圣即使被放回来，也不过是政治僵尸一具，不可能对高宗的皇帝位置构成威胁。而且，主战也并不是钦宗能回来的必然因素。

因此我认为：高宗之所以胆小，没有别的，就因为他是一个胆小鬼！在高宗的坚持下，从绍兴八年的年初起，议和就成了南宋的基本国策，无法逆转了。

回到故乡的李纲，听到金人欲将大宋降为“江南”，也不由愤然，写了洋洋五千字的《论使事札子》，其风骨与胡铨一般无二。他在札子里直斥高宗：“自古创业中兴之主，多由布衣以白手取天下；虽非吾之兵民、财物，而吾能巧而用之，积累而成帝王之业，福及子孙，传世无穷。而今我国之兵民、财物皆祖宗之遗留也，陛下不思用之，却缩身束手，受制于仇敌之手，是何道理，臣实不晓！陛下纵然自轻，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后世史册何？”

接连三个问号，有如三记重拳直击皇帝，毫不留情。

接着，李纲驳斥了时下流行的投降论调：“议者必谓：势有强弱，弱者必服于强，所以勾践事吴、孙权事魏，皆以权宜之计而助大业。彼辈欲以此论调说动上意，臣皆以为不然！昔日勾践身入吴国，暂为臣仆，得归国，枕戈尝胆，终于报仇。今陛下能以此报金人之仇乎？孙氏起于江东，未能自立，所以臣魏以待时。今陛下凭藉祖宗二百年之基业，纵使未能恢复失土，岂可不自爱自重，而畏惧屈服，以贻天下后世之讥哉？”

李纲还给这个不争气的“中兴之主”分析了南宋衰弱的病根：“今虏使之来名为议和，未必不以兵随之，作为胁迫。但问朝廷将如何措置之？措置有备，虽符坚百万之师，不足畏（指淝水之战）；措置无术，虽数千百骑，便足以为吾扰。而今朝廷十数年来议论不一，信念不坚，无规模之计，虚度岁月，苟且过活，无积累统筹之功。倡导和议者纷纷，仅顾目前，而不以‘后艰’为念，以至今日国家之受辱，非偶然也！”

他告诫高宗，目前唯一正确的策略是——坚决中止与金人的和议。他指出：“若议和，则必听其号令；若臣属之，则动辄为金人所制，身危国蹇，必至于亡！与其屈服仇敌、终归于亡，不如幡然改过、以振作士民之气，犹可转危为安，转亡为存，未为失策也！”

对于王伦之辈的求和主张，李纲与胡铨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力劝高宗：“正王伦误国之罪，处死而陈尸示众。若金使尚未入境，则闭门不纳；若金使已入境，则拘留而不遣返。请陛下降罪己之诏，反省前日和议之失，以激励天下臣民将士之心。将贿赂敌人之金帛，以募敢死之士，守卫边疆。此计一定，人心回转，天地神明亦当助我。强虏之师不战而屈矣！”

这道札子篇幅之长、论说之透彻、语言之激切，在李纲晚年都是十分罕见的。

他似乎是用尽了心力一搏！

但是，天心毕竟难挽回，大势去矣！李纲不聋不盲，知道高宗是“朽木不可雕也”，南宋偏安的局面再也没有机会改变了。

他这次自南昌回来，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绝少作诗。《尚书· 尧典》云：“诗言志”。李纲平素热衷于作诗，以抒报国之志。即使在流放的三年多时间里，平均每年也有百余首之多。可是在绍兴八年和九年这两年中，李纲诗意阑珊，竟然只有寥寥几首。哀莫大于心死。

面对国家屈辱、暗淡的前景，李纲，心死了！

他看清楚了：这个国家的最上层，其喜怒悲乐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及其千万百姓的命运，完全脱离了。他们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寄生物。国家或兴或亡，民生或苦或乐，是不在他们视野中的。

有一个庞大的体制在保护着这个寄生集团，令其放心安享尊荣。以一人之力，是无法与这个不合理的体制相抗衡的。

临歧路，路在何方？

唯有寄情风清白月罢了——“休问六朝兴废事，白萍红蓼正凝愁。千古一渔舟。”（李纲《望江南》词）

可是高宗还在惦记着这位功高名著的“渔翁”。绍兴九年二月，高宗又要临时用一用李纲了，任命他为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这个职务是湖北、湖南的地方最高长官。当时，湖北是抗金的战略要地，湖南是南宋重要的腹心地带，位置不可谓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