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精神千秋万古不灭（第3/7页）

一个傀儡政权就这样可悲地烟消云散了。

刘豫惊恐异常，只是哀求保命。完颜昌对他哧之以鼻：“宋帝赵桓（钦宗）离京，百姓哭泣挽留。而今废汝，无一人怜汝，还不自责么？”当年十一月，金正式废除伪齐政权，废刘豫为蜀王。其后把刘豫父子打发到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去呆着，让他们又多活了一些时候。

这一年，李纲仍然密切关注着局势。三月郦琼在淮西兵变，带着自己的队伍，裹胁都督府和庐州的官吏、兵民等共二十万人投降伪齐，这是一件足以撼动南宋边防的大事，但朝廷却无任何补救措施。——事情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高层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又不肯自我问责，于是就有这种反应迟钝的表现。

李纲心急，上了《论淮西军变札子》，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大将刘光世治军不当。他列举了五条教训，感叹道：“军旅之事，机会之来，间不容发。措置一失，祸患随之，而况五条乎？”

他说，近来士气稍振，国势渐强，眼看就可以定恢复之谋了，可惜淮西军因处置不当跑掉了。他劝高宗：要赶快谋善后之策，思己之过，坚持抗战，不要轻易改变。

他认为：现在有人担心，刘豫得此叛将必会重用；而建康离淮南不远，今后恐怕这一线大概都不得安宁了。其实不然，现在有韩世忠、张浚、扬怡中、岳飞等大将屯兵在前方，兵力数十万，又有长江天堑之险，情况还不至于太糟。

只要措置适当，安抚好将士，“贼马”是渡不过长江的。皇上千万不要为避敌而离临安，因为“车驾一动，大事去矣”。那样的话，立刻就能引发一场全民的大溃逃。

高宗对李纲仍是不断有恩赏。先是因李纲在地方上干满了一年，盗息民安，给他升了金紫光禄大夫。后又因李纲奏淮西事宜“切中事机”，再次给予表扬。同时还给李纲加食邑，增补尚未当官的子侄为官。平心而论，高宗在后期对李纲还是很不错的，大概有悔过、补偿的意思在内。但李纲见高宗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也就不甚领情。这年九月，他把自己在江西所完成的政绩，列出六项清单交给高宗，仍是“请祠”。

李纲在这一时期写的诗，很准确地反映出他此时的心情。这一时期，他的诗很少，只有几首迎送宾朋的诗作，里面不乏“顾我已甘华发老，羡君犹戏彩衣轻”、“ 自惭老病无长策，徒奉藩条牧细民”、“羽书正报淮淝捷，想见胪传设九宾”这样很失意的句子。

是啊！ 前方紧张，他自是夜不能寐；前方大捷，于他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痛苦？

这年九月，张浚因对郦琼叛变负有责任而罢相，提举宫观，贬居永州（今属湖南）。台谏有人继续论奏他，穷追不止，还举汉武帝诛杀王恢为例，要求高宗杀掉张浚。

说起来，张浚与李纲的恩怨由来已久。

原本李纲与张浚同气相求，观点是很一致的。当宗泽被排挤出朝，以七十高龄去收拾汴京的烂摊子时，李纲、张浚都去相送。三人在郊外长亭摆酒，各抒报国之志。座中张浚年纪最轻，两位长者都对他寄予厚望。张浚痛泣道：“晚辈誓与金人不共戴天，天地为鉴，此生决不辜负二位先生教诲。”

但后来，张浚出于私怨附和黄、汪，论奏李纲独断专行，导致李纲罢相。但李纲非常赞赏张浚的主战派立场，并未结怨在心。绍兴四年三月，在台谏的攻击下，张浚罢知枢密院事，在福州居住。李纲当时正在家闲住，就专程去探访他，两人相逢尽释前嫌。李纲对情绪低落的张浚多有鼓励。

不久，张浚再次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升任右相兼枢密院事，便推荐李纲去江西主管军事，同心抗金。

现在，张浚再次下台，连性命都有了问题。李纲便仗义执言，写了札子奏陈利害，认为决不可因一时失误而诛杀大臣。

到十一月，高宗终于同意让李纲休息了，让李纲提举临安府洞宵宫，由端明殿学士李光接替他的职务。李纲特地给李光写了一封信，把各项事务交代得清清楚楚，就打道回府了。

绍兴八年正月，李纲回到福建家中，在家乡办起了“义庄”，也就是原始的农民公社，扶助贫苦乡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