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阳嘉新制（第4/8页）

汉代还有另一些考试记载。如《后汉书·周防传》：“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翟酺传》：“(安帝)时尚书有缺，诏将、大夫六百石以上，试对政事、天文、道术，以高第者补之”，翟酺以试对第一拜尚书。汉代又有童子郎科。《后汉书·左雄传》：“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十二，试经为童子郎。”又灵帝好文，设鸿都门学，引诸能为书画、辞赋、尺牍者居之，令州郡征用。据《后汉书·蔡邕传》：“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是亦有考试之法。又《隶释》六《议郎元宾碑》：“(阙)孝廉，亢弘名于三署，扬清历于海内，除仓龙司马。诏(阙)，试经第一，卫尉察尤异。”其详情莫名。又《北堂书钞》卷七九引《钟离意别传》：“意举孝廉，有诏试，意为天下第一”，其本末亦不得知。以上多系一时之事而非经制，但亦可以反映其时选官中，考试之法应用的普遍程度。

总之，在顺帝阳嘉以前，汉代选官中就已经存在着射策、对策、史书之试、笺奏之试等考试选官之法了。它们对岁举制度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策之法，在西晋初年被应用于秀才一科，详后；而阳嘉孝廉察举改革所建立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之二途，十分明显，前者当源于太学及明经、博士之射策，后者当源于公府试令史及三署孝廉郎选尚书郎的笺奏之试。阳嘉新制就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得以诞生的。

三、等第与黜落

考试之法是否成立，应有相应标准，这就是程式化的考试内容、等第区分以及黜落之法。

太学射策有甲、乙、丙科之分及黜落之法。《汉书·儒林传》：“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又平帝时“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史记·张丞相列传》记匡衡从博士受《诗》，“才下，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是曾被黜落八次。明经之举，与之略同。《后汉书·顺帝纪》：“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是此科亦有下第者。博士由太常选试。如伏恭、张玄以策试第一为博士，李封以策试第二为博士。《后汉书·朱浮传》：“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举明经，唯贤是登。”既然“博举明经，唯贤是登”，自然有擢优黜劣之法。《北堂书钞》卷五六引《汉官仪》：“公府掾试博士者，拜郎中也。”此语又见《汉旧仪》。“试博士”，意思是“试于博士”，即由博士来考试他们。查《通典》卷二九《职官十一》“三署郎官叙”：“公车特征贤良方正敦朴有道高节，公府掾曹试博士者，亦充兹位。其下第，白衣试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公府掾及白衣试于博士之下第者，拜为郎中。《书钞》引《汉官仪》及《汉旧仪》有脱略。《后汉书·戴凭传》：“郡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戴凭当即试于博士下第拜郎之一例。

贤良对策有等第之分。如公孙弘对策，太常奏居下第，而武帝擢为第一；盖宽饶及鲁丕均策在高第。但除言事激烈而开罪权贵者之极少特例之外(如王莽时之申屠刚)，似未见对策不中而不得除官者。

《说郛》三十五元人虞裕《谈撰》：“熙宁末，洛中有民耕于凤凰山下，获石碣，方广二尺余，乃妇人志其夫墓之文……文曰：汉进士曹禋墓志铭。君姓曹氏，名禋，字礼夫，世为洛阳人。二十八岁两策不举，卒于长安道中……”年代仅记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有人以此为西汉贤良赴长安对策不中之实例。(5)汉之察举确有称“举进士”者。《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续汉书》：“察孝廉，举进士。”但墓志铭自曹操禁碑后方行于世，西汉不见。又“君姓曹氏，名禋，字礼夫”语与汉碑不类。汉碑一般作“君讳某，字某”，无“君姓某氏，名某，字某”之句式。此类句式北魏后所见渐多。如北魏《司马景妻孟氏墓志铭》：“夫人姓孟，字敬训”；北魏《鲁孔子庙碑》：“君姓李，字仲碇”；犹无“氏”字。唐《浪踪先生元真子张志和碑铭》：“玄真子，姓张氏，本名龟龄。”故曹禋墓志铭虽曰“汉进士”，其间疑有阙误，仍不宜视为汉人。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云：“汉举贤良，自董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但有高下耳。”贤良对策有求言之意，故虽有等第以崇优异，但劣者仍不黜落，以示言路广开之意。如东汉皇甫规对策，讥刺权贵梁冀，遂被贬为下第，但仍不黜落，拜为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