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阳嘉新制（第3/8页）

但是阳嘉新制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在其之前，汉代选官中考试之法的运用，就已经有一定规模了。兹略述如下：

第一，经术射策之考试。此法于西汉武帝时始行于太学之中。《汉书·儒林传》：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对“射策”的解释有二。一为《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二为《后汉书·顺帝纪》注引《前书音义》：“甲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如依颜说，似乎考试前策题已依难度大小而有甲乙之别了，由参试者选取；如依《前书音义》，则是试后方依答辞之优劣而有甲乙等第之分。师古似误，当从《前书音义》。又明经特举及太常选任博士，也常常要射策。(3)

第二，对策陈政之考试。贤良、方正、文学等科，举后要经过对策。《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对策兼有考察才艺和征询政见的双重目的，不是单纯的考试，故策题及对答往往因人因时而异，不确定性较大。

第三，史书之考试。这主要应用于令史之选试。据《汉书·艺文志》：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又《说文解字》“后叙”引《尉律》：

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

按《秦律十八种·内史杂》，秦有“学室”，“史子”学习其中，是一种培养文吏的学校。汉之“学僮”，或与“史子”相近。学僮来自各郡，由太史主考，优者录用为尚书令史、御史令史。《太平御览》卷二一三引《汉官仪》：“能通《仓颉》、《史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兰台令史即御史令史，《仓颉》、《史篇》即考试内容。《论衡·程材》记欲为吏者“同趋学史书”，书写乃文吏之基本技能，故以考试检验之。

第四，尚书郎的笺奏之试。据《初学记》卷十一引《汉官》：

尚书郎初从三署郎选，诣尚书台试。每一郎缺则试五人，先试笺奏。

这一制度约始于东汉光武帝之时。《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决录注》：

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以孝廉丁邯补焉。

“改用孝廉为郎”，意谓从三署孝廉郎中选试尚书郎。令史在录用时已经史书之考试，加之令史之资历，补尚书郎时就不须再次考试了；而三署孝廉郎，则有必要经笺奏之试考察其行政才能。《后汉书·胡广传》：

遂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

此即三署孝廉郎试尚书郎之实例。(4)又《后汉书·李固传》：

又旧任三府选令史，光禄试尚书郎，时皆特拜，不复选试。固乃与廷尉吴雄上疏，以为……选举署置，可归有司。帝感其言……自是稀复特拜，切责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称善。

事在顺帝之时。可见东汉经制，令史及尚书郎原不应特拜，而皆须“选试”。令史在西汉由太史主试，东汉则改任三公；尚书郎则由光禄勋选三署孝廉郎诣台就试。此制至魏晋不改。《晋书·职官志》：

每一郎缺，白试诸孝廉能结文案者五人，谨封奏其姓名以补之。

所谓“结文案”与“试笺奏”自为一事。《晋书·孔坦传》：

迁尚书郎。时台郎初到，普加策试。帝手策问曰：“吴兴徐馥为贼，杀郡将，郡今应举孝廉不?”坦对曰：“四罪不相及，殛鲧而兴禹。徐馥为逆，何妨一郡之贤!”又问：“奸臣贼子弑君，污官潴宅，莫大之恶也。乡旧废四科之选，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鲁昭公，岂可以废仲尼也!”竟不能屈。

此即尚书郎“结文案”之试。事在东晋元帝初年。三吴士族孔坦敢于引证经义，驳正郡有逆贼则废察举之旧制，维护本土权益；而汉代的“结文案”，则应是谨守律令故事的。前述阳嘉新制“文吏课笺奏”又称“结奏案”，这与尚书郎“试笺奏”又称“结文案”，正相一致。又唐代吏部铨选，以身、言、书、判择人；而试判之法，据《通典》卷十五《选举三》，是“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这与汉代的“课笺奏”，性质略无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