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阳嘉新制（第5/8页）

至于史书之试，有极具体的考试内容，既然是“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是有殿最之别，取最而黜殿。尚书郎笺奏之试，“每一郎阙则试五人”，是录取与黜落之比例为一比四。

这样看来，汉代考试取官诸途之中，除对策之外皆有黜落之法；至于等第区别，则是共同采用的。阳嘉孝廉察举新制，亦有黜落。《后汉书·左雄传》记阳嘉二年施行察举新制，“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东汉和帝以后，孝廉以口为率每20万人举一人，年举孝廉约228人。(6)而这次察举仅仅录取30余人，则黜落人数之多，可想而知。《左雄传》又曰：“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至少阳嘉至永熹这十余年中，孝廉考试黜落之法是严格执行了的。

四、黄琼“四科”

阳嘉新制实行不久，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后汉书·黄琼传》：

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

《资治通鉴》系此事于顺帝汉安二年，据阳嘉初年约十二三年。自此孝廉一科遂明确采用“四科”之原则了。这并不改变以儒生、文吏二科取人的实质。但问题是，“孝悌”与“能从政者”二科是否也须经过经术笺奏之试，尚不得而知。但据黄琼“覆试之作，不宜改革”之语，那么考试之法应是保留下来了。《后汉书·循吏孟尝传》：

尝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

举孝廉而称“策”，显然是经过策试的。其事约质、桓之间。又《后汉书·文苑高彪传》：

后郡举孝廉，试经第一。除郎中，校书东观。

事在灵帝之时。又《全后汉文》卷七十载蔡邕答诏问语：

宰府孝廉，士之高选，不可求以虚名，但当察其真伪，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不慎，切责三公；孝廉杂揉，试之以文……

查《后汉书·蔡邕传》，无“孝廉杂揉，试之以文”八字，而此八字恰可证明其时孝廉须经考试。“试之以文”之“文”，应兼经术文法而言。又《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

朱仓，字云卿，什邡人也……为郡功曹，每察孝廉，羞碌碌诣公府试，不就。

其时间不明，但应在阳嘉以后。又《三国志·魏书·华歆传》：

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

时在曹魏黄初之中，其议因华歆反对而罢。可知至此孝廉仍在试经。且从“三府议”以德行举则不当试经之论推测，似乎“孝悌”一科也是要试经的。至于“能从政者”一科，虽无直接材料，估计也要“试之以文”。总之，从左雄二科到黄琼“四科”，大致没有改变已经建立的考试制度。

五、“以文取人”

阳嘉新制的产生，标志着蕴含于察举制度之内的、与“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并存的另一种因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制度化。这就是通过对某种专门知识的程式化测验，来决定官员录用资格。对这一因素，我们可以称为“以文取人”。

考试取人的思想，很久就已有其萌芽。《礼记·王制》：“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孔颖达正义曰：“论，谓考其德行道艺；辨，谓考问得其定也。”知“论辨”已隐含考试之意。

“以文取人”之“文”，所指的就是某种专门知识。这种知识是通过系统的教育训练而获得的。阳嘉新制考试经术笺奏，面向儒生文吏。而“文”首先可指“文学”、“文艺”。《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指文献典籍。(用杨伯峻说)又《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有隐于文艺者”，指写作知识。同时“文”又可以指“文法”，如文吏之“文”。《论衡·谢短》：“文吏晓簿书，自谓文无害”，“文”为律令故事簿书笺奏之类。前引蔡邕“孝廉杂揉，试之以文”语，即以阳嘉新制为“试文”之制。又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六“孝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