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第18/19页）

又明经科所选，有“诸侯王傅、仆射”。“仆射”疑当作“仆”，“射”字误衍。《汉书·百官公卿表》记汉武帝改王国太仆曰仆，秩亦千石。《续汉书·百官志》：“成帝省内吏治民，更令相治民，太傅但曰傅。”《汉旧仪》既然以“傅”为称而不称“太傅”，那么其制的上限，还可能不会早于成帝。

综合以上考辨，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汉旧仪》所记察举秀才之制，大约是在成帝绥和元年之前，宣帝地节三年之后建立的；还可能就在成帝初年。

刺史原为监察之官，但此官兼有选举之责，这与其监察职责并不相悖。《汉旧仪》曰：

武帝元封五年初分十三州，刺史假印绶，有常治所，奏事各有常会。择所部二千石卒史与从，传食比二千石所传。刺史奏幽隐奇士，拜为三辅县令，比四百石，居后六卿。

可知刺史原有“奏幽隐奇士”的察举之责。从“拜为三辅县令”这种相当具体的规定看，这种察举已是三辅令的来源之一，而不只是泛泛的荐贤义务，那么这至少应是一经常性制度。据《汉官仪》：“元帝时，丞相于定国条州大小，为设吏员，治中、别驾、诸部从事，秩皆百石，同诸郡从事。”于定国为丞相，在元帝甘露三年至永光元年。自此，州之地位与行政权力有了较大提高。很可能在此之后，刺史“奏幽隐奇士，拜为三辅县令”之选举责任有了扩大，又增加了明经、明律令二科人士之举，成帝时遂形成了刺史以明经、明律令和能治剧长安三辅令三科举秀才制度。到平帝之时，《汉书·王莽传》所记之州部举茂才异等吏，已成经制。

《汉书》所记西汉茂才14人，元帝及元帝以前得举者7人：赵广汉，约昭帝时以州从事举茂才，任平准令(见《赵广汉传》)；刘辟强、刘长乐，昭帝始元二年以宗室无在位者，举茂才为光禄大夫(见《昭帝纪》)；陈汤，元帝初元二年诏列侯举茂才，富平侯张勃举之(见《张勃传》及《陈汤传》)；辛庆忌，元帝初以金城长史举茂才，迁郎中车骑将(见《辛庆忌传》)；萧咸，约元帝时以丞相史举茂才，任好畤令(见《萧咸传》)；冯逡，元帝建昭中光禄勋于永举茂才，为美陌令(见《冯逡传》)。以上7人，无一人明记为州举。赵广汉以州从事举茂才，有可能为州举，但也不排除为其他官员所举之可能。

成帝时及此后举茂才者约有7人：薛宣，约成帝初以乐浪都尉丞，被幽州刺史举茂才，为宛句令(见《薛宣传》)；尹赏，成帝时以楼烦长举茂才，任粟邑令(见《薛宣传》)；班回，约成帝时举茂才，长子令(见《叙传》)；师丹，成帝建始中州举茂才，补博士(见《师丹传》)；龚胜，成哀之间，州举茂才，重泉令(见《龚胜传》)；郇相、郇越，西汉末并举州郡孝廉茂才，数病去官(见《郇越并郇相传》)。

这7人之中，薛宣、师丹、龚胜明记为州举。郇相、郇越记载欠明，但至少有一人为州举之茂才。薛宣、龚胜任为县令，当为能治剧科；师丹补为博士，当为明经科。此二人很可能也是州举。总之成帝以后，出现了一批州举的茂才。而西汉茂才特举共6次，时间分别为武帝元封五年，宣帝元康四年，元帝初即位，元帝初元二年、永光三年和建昭四年。这6次之中，除了武帝元封五年为“州郡”举外，其余均与州无涉。成帝后再不见诏举茂才事。那么，成帝以后出现的州举茂才，应该就是刺史之岁举了。

《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的出版，提供了新的证据。尹湾简牍中的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中，罗列了117人的现官、姓名、籍贯、原官与任职方式，其中包括三位“以秀才迁”者。他们分别是华乔，原官博阳令，“以秀才迁”郯令(秩千石)；□道，原官扬州刺史从事史，“以秀才迁”戚令(秩六百石)；王贺，原官青州刺史从事史，“以秀才迁”襄贲令(秩六百石)。三者的原官与“以秀才迁”的现官，与东汉刺史岁举茂才的情况，是类似的。尹湾汉墓的墓主师饶，在汉成帝时任东海郡功曹史。那么尹湾简牍中所见3例“以秀才迁”，就强化我们的上述判断：汉元帝到汉成帝时，建立了州刺史岁举秀才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