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第17/19页）

四、西汉秀才岁举的推测

据《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尽，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一般认为，这就是秀才一科之始。但这时秀才尚属特举。《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

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

一般就把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这一诏书，作为秀才岁举之始。至于西汉秀才在特举之外是否有岁举的形式呢?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到另一些零碎的，但却是有价值的材料，由之作出一些新的推测。

由建武十二年诏可知，东汉秀才的举主有三公、光禄勋、御史、司隶、州牧等。对西汉秀才，我们也须做分类考察。下面就征诸史料加以推测。

第一，丞相举秀才。据卫宏《汉旧仪》：“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岁举秀才一人，廉吏六人。”这里明确记载，丞相府每岁从府吏中举一人为秀才。《汉书·萧咸传》：“为丞相史，举茂材，好畴令。”其事约在元帝、成帝之时。当即岁举秀才其例。东汉三公岁举茂才各一人的制度，当由此而来。

第二，光禄举秀才。《汉书·冯逡传》：“太常察孝廉为郎，补谒者。建昭中，选为复土校尉，光禄勋于永举茂材，为美阳令。”“复土校尉”非官名，乃是为皇帝、皇后丧事而选充的职事，具有临时性质，略近于两晋南朝之“挽郎”。元帝建昭二年太皇太后崩，冯逡当是以这次丧葬，由光禄勋从官谒者选为复土校尉的，事毕当复原官。所以，他是以光禄从官被举秀才的。据建武十二年诏，东汉光禄勋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四行之举始于西汉元帝之时，亦由光禄勋岁举其郎及从官。冯逡之例，知其时光禄勋还有察举秀才之责；当然这还不能就肯定为岁举。

第三，州举秀才。《宋书·百官志》称：“汉武元封四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后汉避光武讳，改茂才，魏复曰秀才。”但《宋志》据汉太远，学人多不引此为据，是有充分理由的。

但另有材料可以提供某些线索。《汉书·王莽传》记平帝元始元年王莽使公卿奏言：

往者，吏以功次迁至二千石，及州部所举茂材异等吏，率多不称，宜皆见安汉公。

事经王太后批准，于是：

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于是莽人人延问，致密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

由以上情况特别是“往者”二字，可知“州部举茂才异等吏”之事在此前就已经存在着了，而且这是一经常性制度，其举主为州部长官，举后不须对策，显系岁举。

卫宏《汉旧仪》中有另一条有价值的记载：

刺史举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经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剧一科，各一人。诏选谏大夫、议郎、博士、诸侯王傅、仆射、郎中令，取明经；选廷尉正、监、平案章，取明律令；选能治剧长安三辅令，取治剧。皆试守，小冠，满岁为真，以次迁。奉引则大冠。

丞相一官东汉已无，这条材料必为西汉之事。这里明确规定了刺史为秀才的举主，并有相应的考召、分类及任官、仪制规定。那么，这就应是一个经常性制度。就是说它应为岁举。

下面对这一制度的时间加以推测。丞相一官，是西汉哀帝元寿二年改为大司徒的。刺史一官，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建平二年到元寿二年州牧复为刺史只有三四年时间，所以上述刺史举秀才之制，其下限更可能在成帝绥和元年那次刺史改名州牧之前。

这条材料中又有廷尉正监平，为明律令科所选。《汉书·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监，秩皆千石……宣帝地节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汉旧仪》上文既然有廷尉平一官，那么所叙制度之上限，当在宣帝地节三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