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第16/19页）

顺便说明，黄留珠以为武帝元光元年举孝廉，各郡国所举员额为一人，非二人。但他提出的证据并不强硬。按董仲舒请行察举，所请为“岁贡各二人”；又直至东汉和帝改制，口20万举孝廉一人之前，各郡国所举孝廉皆为二人。所以孝廉设科之初是郡国岁贡二人之说，仍可成立。

上面说武帝时郡守在举孝廉之同时就已经承担着那种“见察而依本秩迁补”的吏员察举，这并不是凭空臆测。《史记·酷吏列传》：

杨仆者，宜阳人也。以千夫为吏，河南守案举以为能，迁为御史。

“案举”意同于“察举”，很可能还就是“察举”之误。又：

杜周者，南阳杜衍人。义纵为南阳守，以为爪牙，举为廷尉史。

“以为爪牙”即以之为郡吏之意。因为《酷吏列传》记义纵为南阳太守时：

平氏朱强、杜衍杜周为纵牙爪之吏，任用，迁为廷史。

比照杜周之以郡吏“举为廷尉史”，朱强也应该是由郡吏为太守“举”至中央而任为廷尉史的。又《汉书·文翁传》：

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杨仆、杜周、朱强等人以及蜀生之察举，约在武帝之时；而文翁之“以郡县吏察举”，还早在景帝之时。他们都是郡守察举，中央任命。虽然对之史传并未明记为“察廉”或“举廉吏”，但并无实质差别，都是“见察而依本秩迁补”。又《汉书·陈万年传》：“为郡吏，察举，至县令，迁广陵太守。”颜师古注曰：“屡被察廉及举荐，故得迁之也。”足见《史记》、《汉书》对于“察廉”，常常就径记为“察举”，径言“察举”，常常也就是指“察廉”。

据《汉书·文帝纪》，文帝十二年诏曰：

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在前引《汉书·黄霸传》中，张敞曾奏请申饬郡国“举三老、孝悌、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其中孝廉为武帝元光元年设科，而三老、孝悌、力田、廉吏则此前已有。文帝诏中有“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语，是此年之前已有举三老、孝悌、力田、廉吏之令；诏又令“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而不曰为廉吏置“常员”，是此前廉吏之举很可能已有“常员”了。因为，对于秦汉帝国政府的庞大行政组织，那种“见察而依本秩迁补”的吏员录用晋升之法，应该就是其基本制度。尽管文帝十二年诏只说对廉吏加以劳赐而未言及迁调，他们在迁调时当然应该得到优先考虑。又《史记·酷吏列传》：

赵禹者，人，以佐史补中都官，用廉为令史。

“中都官”意京都中央朝廷之官，是此前他所任之“佐史”应为地方郡吏。对“以明经为议郎”、“以律令为尚书”一类语句，史家一般都看成察举，赵禹“用廉为令史”，大约就是“察廉”或“举廉吏”。换言之，赵禹或即以郡佐史察廉吏为中都官府之令史者。又卫宏《汉旧仪》：

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岁举秀才一人，廉吏六人。

是至少到了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府已正式以“廉吏”举人了。总之，在景帝、武帝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大约就已经广泛存在着那种“见察而依本秩迁补”的常规性吏员任用制度了。这有可能已经称为“廉吏”，至少我们有理由将之看成是“廉吏”科的雏形或前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汉代郡守之“察廉”与其他官员之“察廉”性质相同，它们自成一类，却始终不曾与孝廉相混。这种“见察而依本秩迁补”的察举办法，在汉武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是未必冠之以“廉”字。“廉吏”一科自有一条发展线索，与孝廉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孝廉的产生反在其后。郡守之举廉吏或察廉，既不是从孝廉中分化出来的，也没有合入到孝廉一科之中去。就其数量、任用、涉及范围来讲，廉吏是汉代察举的一个重要基本科目，尽管后人对之不甚重视，甚至常常与孝廉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