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同流合污（第10/19页）

庆龄与陈友仁及其两个女儿，以及美国人蕾娜·普罗默一起从海参崴登上了一辆专列前往莫斯科。蕾娜在火车上便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头晕症状。在穿越西伯利亚荒原的时候，陈友仁那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尤兰达和西尔维娅一直在摆弄一台需要上发条的手摇留声机。从森林地带到大草原，每到一站，前来欢迎中国同志的接待委员会都会给陈友仁和庆龄送上鲜花。庆龄不断感谢他们对中国革命及对已故丈夫的帮助，说话滴水不漏的陈友仁也对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火车咔嚓咔嚓地继续前行。

他们在中国面临大灾难的时候离开了上海，到达莫斯科时又恰好赶上了另一场20世纪最大的悲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此时列宁已经去世，对中国革命最感兴趣的那些苏联领导人——布哈林、拉狄克和托洛茨基则陷入困境之中。他们的失败使得苏联开始了长达1/4个世纪的血腥内斗，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告结束。这场政治寒冬的第一场风暴已经刮到了苏联的首都，在12月底前离开苏联的中国人都很庆幸。

庆龄到达莫斯科不到三周，托洛茨基就被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开除了。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认为：

这一系列的审讯非常荒唐。坐在审判席上审问这位共产国际的创始元老、无视其革命成就的人，都是一些多次遭受过惨败的革命者：失败了的起义的煽动者、从没成功过的革命者，或者是那些小派系的领袖。这些人都在靠着十月革命的光辉过日子，而在那次杰出的革命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却遭到他们的审讯。

这些失败者也是斯大林政策的坚定捍卫者，其中就包括那个喜欢制造麻烦的印度人M. N.罗易。

托洛茨基一直赞同列宁在不发达国家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战略，并警告人们不要与像国民党之类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力量建立紧密或长期的联系，因为这些人迟早会攻击共产党人。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这个观点时，就曾遭到罗易的强烈反对。7年后，在武汉把斯大林的秘密电报拿给汪精卫，从而使武汉国民政府遭到致命打击的也是这个罗易。从斯大林不合时宜的发报时间和电报里使用的那些夸张的措辞，以及罗易泄露电报的速度之快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不能不怀疑斯大林是故意想让武汉国民政府垮台的。

共产党人跌跌撞撞地陷入了中国的灾难当中，而这场灾难又反过来决定了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命运。他成了一只替罪的羔羊，而斯大林则成了胜利者，罗易则是斯大林的跟屁虫。多伊彻认为，罗易“尽最大的努力让中国人（共产党人）败在蒋介石的面前”。而现在，罗易又兴致勃勃地准备在政治上给身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以最后一击。

庆龄和得了怪病的普罗默从大都会宾馆搬到了“糖宫”。“糖宫”是沙皇用买卖甜菜所得的利润修建的，这里一度豪华奢侈，而现在已经变得空荡萧条。尾随普罗默来到莫斯科的文森特·希恩前去那里看望这两位女士。

我被引领着穿过走廊，来到另一扇雕着花纹的大门前。征得同意后，我们走进了孙逸仙夫人的房间。跟其他面积过大的房间一样，这里也是一派豪华庄严，宋庆龄站在房间中央，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孩儿。多年来，她第一次穿上了欧洲风格的服装，身上的短裙让人感到很不自在，看起来就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房间空旷而阴暗，以致我几乎看不清对面的墙壁。她们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居住，可能是想借此表明这个高贵人物在当时情形下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之大。

那位美国姑娘躺在这栋阴暗沉闷、如同墓穴一般的房子里，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即将不久于人世。两个月前，蕾娜还活得好好的。她是一位无所畏惧、不受传统约束的年轻姑娘，长着一张顽皮的娃娃脸，仪态万千，埃德加·斯诺因此称她为“世间少有的红发叛逆女神”。希恩完全被她迷住，眼里再也装不下任何人。现在他也感觉到她就要离开了。苏联医生们不能确诊她得的是什么病，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华中地区流行的一种热带病。希恩焦虑地守在床前照顾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