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同流合污（第11/19页）

庆龄发现另一位亲密朋友邓演达将军目前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这更加深了她的忧郁和不祥之感。邓演达逼迫克里姆林宫重释其对中国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否则就停止干预中国事务。作为身在莫斯科的三位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另外两位是孙夫人和陈友仁），邓演达曾应邀到第三国际发表演说。他在会上大胆进言：最初，中国人民非常欢迎共产国际的友好帮助，但中国革命完全是中国人的事，不能用来为共产国际的目的服务。他认为，从本质上来看，共产主义革命是欧洲的一种革命现象，不能移植到亚洲国家。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最需要解决的是土地改革问题。共产国际的干预只能让中国革命驶离自己的轨道，并无限期地延长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

斯大林对他的讲话非常恼火，下令契卡逮捕并处决邓演达。在苏联朋友的帮助下，事先得到消息的邓演达趁着夜色逃出莫斯科。他准备向南越过高加索山脉，穿过苏联边境去往土耳其。几周过去了，庆龄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尽管文森特·希恩不断给她打气，并悉心照料普罗默，但恐怖的气氛越来越重。自从抵达莫斯科后，他们几乎再也没有鲍罗廷的消息。鲍罗廷此时似乎正在接受政治审查，希恩曾见过他几次，但他已经变得沉默寡言、态度冷淡，似乎在等待着莫斯科对他进行最后的裁决。

另一位曾同情孙文革命事业的苏联人也在莫斯科得了重病。他就是曾于1922年在莫里哀路的那栋别墅里与孙文签订友好合约的苏联外交官越飞。越飞得了肺结核，托洛茨基曾与克里姆林宫交涉，请求安排越飞出国治病，却遭到斯大林的拒绝。当越飞后来听说托洛茨基已经被清除出党，并要被流放后，他给这位有2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写了最后一封信：“你是正确的，但要想确保你坚持的真理取得胜利，就要做到决不妥协……摒弃一切妥协的可能，这正是伊里奇（列宁）不断获胜的秘诀。我一直想告诉你这一点，但直到诀别时刻才做到了。”写完这些话后，越飞放下笔，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开枪自杀了。

鲍罗廷的噩运来得稍迟一些。对他来说，回到莫斯科意味着到达了事业的终点。斯大林并不喜欢他。自十月革命庆祝游行活动结束后，希恩和庆龄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被安排到莫斯科一家报社做编辑这种无聊的工作。1949年，鲍罗廷在战后“大清洗”中被捕，1951年死于古拉格群岛上的某处斯大林设立的集中营里。

鲍罗廷曾经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全部感悟。在他看来，国民党就像是“一个厕所，不管你怎么冲洗，仍会发出臭气”。

此时的庆龄已经是筋疲力尽。在两年的时间里，她从“第一夫人”的位置骤然下降至一个流亡国外的寡妇。尽管如此，她仍然是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有力支柱。她在《纽约时报》上找到了一则消息，称她即将与陈友仁结婚，克里姆林宫也准备让他们去度蜜月，这让她震惊不已。一位住在莫斯科的英国人向她“即将到来的婚礼”表示祝贺，她才得知还有此事。蒋介石阵营中的某个人——也许是她的姐姐霭龄，决心破坏庆龄的声誉。

庆龄对此消息感到如此震惊，以致身体都垮了。她病了三周，身体刚刚有所好转，报纸上又传来另一个沉重的打击：她的小妹美龄准备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她在痛苦中明白了其中的玄机，很显然，她要跟陈友仁结婚的谣言是为了给蒋介石和美龄的婚礼扫清道路，通过贬低一桩婚事的重要性来凸显另一桩婚事的重要性。世人很快就会忘掉孙文的遗孀，因为她现在是一个要嫁给一位来自特立尼达的“浅褐色皮肤的黑人”（有传言称陈友仁是个中非混血儿）的邋遢女人。中国革命的新的女领袖将会是那位南京大元帅从宋家娶来的娇妻。

随后传来了一则让她高兴的消息：邓演达还活着。他成功越过苏联边境，到达了土耳其，现在已经安全到达了柏林。她当即决定，一旦她的朋友蕾娜的身体恢复到可以出行的时候，她就动身去德国与邓演达会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三周后，青帮打手们在街头四处游荡。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全国范围内都在进行处决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向宋美龄提出了求婚，她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