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9/23页）

“革命”外交的这种几乎是照着第三国际风格的古怪复活，高潮出现在赫鲁晓夫著名的纽约之行——参加1960年9～10月的联合国大会。由于被美国政府“出于安全原因”限制在曼哈顿岛的范围内，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岛上奔波了将近一个月。他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旋风：建议彻底改革联合国；在联合国讲台上严厉谴责西方殖民主义，并用自己的鞋来引起重视；赶往哈莱姆区会见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谴责美帝国主义。在他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电报中，他写道，他很喜欢“咒骂资本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分子”，但无奈要待在这个“该死的资本主义国家”，待在纽约这个“金魔鬼的老巢”，这让他感到度日如年。他在纽约的行为，尤其是鞋子事件，让他自己的代表团丢尽了脸面。

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胜利让赫鲁晓夫受到了鼓舞，因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这个眼中钉输了。可是，他还开始认为，肯尼迪是个纨绔子弟，对严重的对抗缺乏准备。种种迹象表明，肯尼迪并不是“下一个富兰克林·罗斯福”，即苏联人从1945年以后就失去的那种伙伴。赫鲁晓夫觉得可以用自己的核边缘政策吓唬吓唬新总统。在1961年4月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的首次太空之行取得成功后，他的信心增加了。相形之下，由于接受过中情局训练的游击队员在猪湾入侵古巴的行动失败，肯尼迪的声望却急剧下降。这是用核力量对白宫施压的良机，赫鲁晓夫不容错失。

1961年5月26日，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苏联应该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条约。那样一来，西方列强将不得不在撤退与核战争之间做出选择。他坦承自己无法保证美国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猪湾入侵，他说，证明了美国政府并不是牢牢地掌握在单个的领导人手中，而是“受各种集团和特定形势的影响”。然而赫鲁晓夫认为值得冒这个险。“我想说，有超过95%的可能不会发生战争。”主席团的成员没有反对，因为此时他们都是赫鲁晓夫的唯唯诺诺的同伙。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都支持赫鲁晓夫的立场。谨慎的米高扬说美国“有可能在不使用原子武器的情况下采取敌对行动”，但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在这种虚假的一致同意的怂恿下，1961年6月3～4日，第一书记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峰会上，对肯尼迪表现得极为无礼。在得知赫鲁晓夫对肯尼迪说最好是现在，在新的、更可怕的战争手段出现之前就开战的时候，苏联外交官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被惊得目瞪口呆。这话太嚣张了，所以美苏两国官方的文字记录都把它删掉了。

许多研究柏林危机的学者都以为，赫鲁晓夫是被肯尼迪强硬的反措施吓得不敢在西柏林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了。他们还援引肯尼迪在1961年7月25日的演讲作为证据。在那次演讲中，美国总统采取了动员武装力量的措施，而且宣布，西方盟国会使用一切军事手段维护其在西柏林的权利。他们还援引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 Gilpatric）在1961年10月21日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披露，美国在核导弹方面对苏联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我们具有二次打击的能力，”吉尔帕特里克说，“而且打击的范围至少跟苏联首先发动打击的范围一样广。所以，我们相信苏联人不会挑起较大的核冲突。”

实际上，对于要跟民主德国签订单边条约的威胁，赫鲁晓夫从来没有付诸行动，尽管他想要提升东德的政权和主权。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对美国人行为的理解与白宫想要造成的印象也是不同的。苏联情报机构不断把五角大楼想利用美国的战略优势对苏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的计划通报给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显然，这只会强化他采取核边缘政策的冲动。让这位苏联领导人印象深刻的不是肯尼迪的决心，反倒是肯尼迪在国内的弱势。1961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华约领导人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一再抱怨说，跟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不同，肯尼迪这个伙伴在核边缘政策游戏中不可预测。如果肯尼迪在危急关头退缩，就像杜勒斯有许多次那样，那他在国内就“会被骂作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