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8/23页）

只要中国人的行动与莫斯科的战略保持一致，赫鲁晓夫并不介意帮助中国对付这个群岛。然而毛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虚张声势让他觉得这要么是不负责任的教条主义，要么是“亚洲人的狡猾”。赫鲁晓夫讨厌与东方的共产党盟友共享核力量。1959年6月20日，主席团不声不响地取消了中苏在原子弹方面的合作。本来准备用船运往中国的一套原子弹装置连同整个文件资料都被销毁了。毛对赫鲁晓夫权威的挑战让这位苏联领导人非常不安。据特罗扬诺夫斯基说，赫鲁晓夫一直在考虑中国问题。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人炮击金门未能取得任何成果，赫鲁晓夫还是希望他的核恫吓会在德国和西柏林有所收获。

核边缘政策的动摇

就在赫鲁晓夫提议苏联单方面裁军的时候，他的“新面貌”开始动摇了。问题又是首先出在中国。这位苏联领导人于1959年10月出现在那里，就在他成功的美国之行之后。显然，这位苏联领导人认为自己到北京是属于胜利归来。他已经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承诺，各大国要在巴黎就德国和柏林问题召开会议。然而，毛泽东却公然嘲笑那个看起来似乎像是雅尔塔－波茨坦“体系”的第二版的东西。正在庆祝革命胜利周年纪念的各位中国领导人，决定教训一下这位苏联领导人。他们指责他以牺牲他们为代价去迎合美国。正中毛下怀的是，赫鲁晓夫很快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于是会谈就变成了争吵。在场的安德烈·葛罗米柯和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徒劳地想使会谈回到积极的轨道上来。赫鲁晓夫从中国回去时情绪非常低落，不停地咒骂毛。在接下来的苏共全会上，他指示苏斯洛夫报告有关中国同志的恶劣行径，但他在主席团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同事，都把中苏关系的恶化归咎于他的粗鲁与笨拙。

毛的批评加剧了赫鲁晓夫的自我怀疑。这位苏联领导人正在冒一个巨大的风险。裁军得罪了军方，并使得巨型军工综合体的前景变得模糊起来——这牵扯到苏联80%的工业企业，尽管程度不等。他的那些老对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仍然是党员，他们在迫不及待地等着他的计划破产。对于赫鲁晓夫即将开始的巴黎之行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苏联的国事访问，苏联官员尤其是民众的期望很高。万一巴黎之行失败，那这位主席在政治上的权威地位，甚至是他对苏共精英的控制力，都会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这位从来就不是一个老练的谈判专家的苏联领导人，喜悦之情一下子就没了，而且还开始产生怀疑：要是西方领导人让自己空手而归怎么办？

1960年5月1日，苏联的防空导弹打下了一架正在苏联导弹基地上空执行侦察任务的美国U-2侦察机。赫鲁晓夫借机显示出自己的强硬——不仅是对西方，也是对中国人和他自己的军队。当艾森豪威尔出乎意料地声称对此事负责的时候，感到自己被出卖的赫鲁晓夫变得极为愤怒。在巴黎，他要求美国总统亲自道歉，从而彻底破坏了他与这位美国领导人的关系。到1960年底，所有缓和对美关系的计划都失败了。这位苏联领导人让长期施压和谈判的成果毁于一旦。许多苏联外交官都对此感到惋惜。然而，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军方是满意的，因为赫鲁晓夫的“新面貌”此时看来是注定要失败了。

这件事反映了赫鲁晓夫在外交上的不够老练。他希望与美国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和解，然而对于与艾森豪威尔等西方领导人的谈判，在意识形态上和心理上又缺乏准备。巴黎峰会的破裂让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只有部分还可以发挥作用，那就是积极对西方施压。这位苏联领导人决定等到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出来，看看他的下一位谈判对手是谁。

此次惨败还证明了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世界观的顽固性。在西方帝国主义问题上，他无法容忍毛和他自己的国内同事开始怀疑他的“软弱”。甚至在U-2事件之前，也就是1960年1月，赫鲁晓夫就向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保证，他采取的通过核威慑来防止战争以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只会多不会少。在巴黎的大国外交破裂之后，他便开始释放自己所有的革命冲动。他长期持有的信念，即苏联的核力量会加速世界革命的进程，现在变成了倡导去殖民化的狂热活动。他亲自领导苏联发起运动，支持从阿尔及利亚到刚果的非洲民族解放事业。一位在第三世界工作的苏联专家格奥尔吉·米尔斯基（Georgy Mirsky）回忆说，“在西方国家的革命进程停滞不前的时候”，赫鲁晓夫的领导班子希望“抓住后殖民主义的契机，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并赢得许许多多觉醒过来要求新生的人民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