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7/23页）

没人敢批评赫鲁晓夫的这些草率的举措。但在私下里，一些高级军官却极为担忧。缺乏实实在在的力量的支持，把重点放在核导弹和扩张计划上，这种做法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不久便遭到怀疑。后来，赫鲁晓夫的批评者提出：“我们在大战后刚刚喘了口气。我国还没有从与希特勒的战争中恢复元气；人民不想要战争，不希望战争。幸运的是，一切都还好，而赫鲁晓夫同志马上把这说成是他天才的产物。”高级军官不可能公开反对赫鲁晓夫的军队改革，但他们抱怨“尼基塔做的蠢事”，并想方设法抵制它。总参谋长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Sokolovsky）元帅为了抗议赫鲁晓夫在1960年的裁军而辞去了职务。一些最有才智的将领则利用在保密杂志《军事思想》（Military Thought）上进行“理论讨论”的机会，对赫鲁晓夫过于依赖核武器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在1960年和1962年，彼得·库罗奇金（Petr Kurochkin）大将、阿马扎斯普·巴巴贾尼扬（Amazasp Babadzhanyan）上将及其他作者，都赞同马克斯维尔·泰勒（Maxwell Taylor）在《音调不定的号角》中和亨利·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所说的，把重点只是放在核报复上，那就在投降与自杀之间失去了选择的余地。

赫鲁晓夫没能说服他的元帅和将军们，但他迫使他们接受了他的“新面貌”。国防部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总参军事学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准备就核武器时代的军事战略问题写一本保密书籍。他命令由不太愿意的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来完成这个项目。该书详细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下次战争将会是核战争；该书还认为，战争的开局（第一波打击）具有巨大意义。它还表示，苏联拥有核武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吓阻美国，而不是为了发动核战争。核战争的破坏性太大，因而必须避免。这本书数易其稿，直到赫鲁晓夫最后满意了才在1962年获得批准以《军事战略》作为书名公开出版。在这位苏联领导人看来，这对美国人“发热的头脑”来说，是个“冷静的”提醒。

出乎意料的是，赫鲁晓夫的做法遇到了另外一个批评者，那就是中国的领导层。1957年I1月，在世界共产党大会上，毛为苏联的新的核导弹的威力喝彩，认为这让共产主义力量有理由对西方帝国主义更加有所作为。同时，他还要赫鲁晓夫与中国分享核武器及导弹的技术。1957～1959年，中国人得到了R-12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技术，以及制造原子武器的整个技术资料。苏联人甚至保证向中国人提供原子弹的实物样品。然而，毛永远无法原谅赫鲁晓夫，因为他在没有与中国人协商的情况下就发表了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认为去斯大林化是个严重的错误，甚至也许对他自己的权威也造成了威胁。而毛也很不喜欢赫鲁晓夫幻想的核力量的两极化，因为那等于是把中国降格为二等大国。

当苏联军方要求北京为苏联在太平洋的海军和潜艇舰队建造联合基地的时候，毛的怨恨终于按捺不住了。毛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1958年7月31日，为了平息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怒火，赫鲁晓夫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乘飞机来到北京，但他却受到东道主接二连三的羞辱和无礼对待。他还震惊地发现，在他对核武器时代的想象与毛的野心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毛对赫鲁晓夫就像斯大林在广岛轰炸后对美国人一样：他对核武器不屑一顾，说它是“纸老虎”。“我努力对他解释，”赫鲁晓夫回忆说，“一两颗导弹就可以把在中国的所有军队化为齑粉。但他甚至连听都不愿听，而且显然是把我看作胆小鬼。”赫鲁晓夫没有把自己的担忧透露给主席团的同事，但中苏之间漫长的蜜月期结束了。

让苏联人吃惊的还在后头。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既没有向莫斯科也没有向华盛顿发出警报的情况下就开始炮击金门——一个仍由国民党控制的近海群岛。毛曾对身边的人说，“这些岛屿是两根让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跳舞的指挥棒”。通过策划这次挑衅行动，这位中国领导人把美苏两国的领导人都拖进了一场核边缘政策的游戏——但这次不是按照他们的意志而是毛泽东自己的计划。在与克里姆林宫的官方通信中，中国的各位领导人建议，尽管在1950年就签订了中苏条约，但美国要是使用战术核武器打击中国，苏联不要对美宣战。这让赫鲁晓夫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大惑不解。他们写信给北京说，这样的安排是“在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的犯罪”，会让敌人“觉得他们能把我们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