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第11/23页）

赫鲁晓夫核边缘政策的一大问题在于，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他对革命与帝国范式的忠诚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就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摇摆不定，一方面想要支持亚、非、拉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另一方面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想与西方达成和解。赫鲁晓夫想让西方“帝国主义”在包括西柏林在内的所有战线上全面退却，但这种期望完全是不现实的。赫鲁晓夫的核威胁无法弥补苏联能力上的缺失。这位主席变得越来越冲动，从而使形势更加恶化。他完全凭自己的判断来决策。实际上，他的同事、外交部、克格勃或者国防部的分析他都听不进去。而他对肯尼迪仍然抱着一种既蔑视又不耐烦的态度。他告诉主席团，就德国问题而言，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也许是“一路货色”。萨哈罗夫回忆说，赫鲁晓夫说：“1960年我们用我们的政策为肯尼迪的当选帮了忙。但是现在，哪怕他的手脚全被捆住，我们也毫不在乎。”看来核边缘政策让赫鲁晓夫用不着在外交事务方面寻找更加复杂而微妙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了。就在此时，加勒比地区的形势出现了新情况，导致赫鲁晓夫下了一步最危险的棋。1962年5月21日，他决定把核导弹部署到古巴。

古巴飓风

1962年10～11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核边缘政策的最后一次运用，而且这一次本来很可能引发世界大战。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导弹万里迢迢运到那么远的地方？人们对此一直有争议。有些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的冒险与他想在西柏林问题上突破西方的阻力有关。也有人断言，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有助于这位苏联领导人恢复他的镇定。近来的研究将危机的原因追溯到这位苏联领导人容易冲动的个性和越来越急于寻找解决问题的万应灵药，也就是一种戏剧性的姿态，以拯救自己正在走向失败的内外政策。威廉·陶布曼认为，古巴导弹是赫鲁晓夫的“什么也治不好的灵药”。只是在最近才有学者开始承认，保卫古巴，防止美国可能的而且确信会发动的侵略，对赫鲁晓夫具有重要的意义。相信共产主义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并且想要加快这种胜利的进程，始终是赫鲁晓夫的动机和行为中的两个因素。他的核边缘政策不仅仅是一种要为苏联争取地缘政治优势的策略，也是限制西方帝国主义、推动去殖民化并最终推动共产主义在全球传播的工具。

古巴安全问题是与赫鲁晓夫在共产主义世界以及国内权威地位的开始动摇联系在一起的。古巴革命当时已经成为苏联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苏联领导层、精英分子和一般民众当中，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朋友们”。国内对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期待越是高涨，赫鲁晓夫就越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推动这些期待的实现。特罗扬诺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赫鲁晓夫一直担心美国会在世界的某个地区迫使苏联及其盟友后退。他不无道理地认为，那样他就有责任了”。当赫鲁晓夫听到来自北京的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指责，说他是在讨好帝国主义分子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福尔先科（Aleksandr Fursenko）和蒂莫西·内夫塔利（Timothy Naftali）证明了这一因素在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并不是只有赫鲁晓夫一个人相信美国迟早会——最有可能是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入侵古巴。苏联和古巴的许多情报评估报告都指出了这种可能。美国现已公开的有关“猫鼬行动”（针对卡斯特罗的古巴的秘密行动）的原始资料表明，赫鲁晓夫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肯尼迪政府中一些很有势力的人的确想要“找到能够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富有想象力的新办法”。

与此同时，提高苏联在超级大国中的战略地位的诱惑力也很大。特罗扬诺夫斯基认为，赫鲁晓夫想要矫正——“至少是部分地”——苏美之间核力量的失衡。1962年，美国开始部署“民兵”导弹和“大力神”导弹，它们的质量和数量要远远超过苏联武库中的导弹。战略力量的差距正在迅速拉大，从而削弱了赫鲁晓夫核施压政策的可信性。“除了保卫古巴，”赫鲁晓夫在主席团面前辩称，“我们的导弹还可以弥补西方人喜欢说的‘力量均势’”。美国人用他们的导弹和空军基地把苏联包围起来。现在“他们也将尝到让敌人的导弹瞄准你是个什么滋味”。当然，古巴处于美国人视为其专属势力范围的腹地。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加勒比地区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意味着导弹及大量支援设备和部队的运送与部署不得不在美国人的鼻子底下进行。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建议，苏联先暗中运送核导弹，等它们运抵目的地之后再宣布。不管主席团和书记处的成员有什么疑虑，他们都没有显露出来，而是一致通过了赫鲁晓夫的计划。为了迷惑西方的情报机构，军方用一条西伯利亚河流的名字将该计划称为“阿纳德尔”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