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竹林名士——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第15/28页）

在人性的真情面前，一切违反人性的名教礼制，都是枷锁。阮籍要追求的，是最真诚的情感，是敢作敢当的气魄，是逍遥天地的自由！在异化人性，把人变成机器、变成木讷的没有情感的行尸走肉的礼教前，只有阮籍用自己的真实情感，给那个冰冷僵死的社会，带去一丝温暖的人性光辉。

吃人的孝道

与礼教一样，“孝道”也是代表那个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名词。

孝敬父母，本来是对父母亲情的自然反应，也是在生产力不发达时代保障老人晚年幸福的必然手段，但是，“孝道”一旦上升为“国策”，就开始脱离本质，变得恐怖无比。

由于孝顺父母，必然会牵挂父母的安危，从而不敢做有半点危险的事；也很容易养成忍辱的脾气，从而不会制造社会动乱，比如《论语》中就有很精辟的说明：

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个孝子，就不会冒犯长辈；不冒犯长辈的人而喜欢制造社会动乱，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

汉儒看到了这一点，就大力提倡孝道，把孝道进一步拔高，“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以孝事君则忠”，孝道成为忠君的基础，忠君成为孝道的延续。所以自汉以来后，以孝治国就成为驯化顺民必不可少的手段，至于最初对待亲人的情感，早已经变得无关重要了。

那么，“孝子”怎么才能让大家知道他是孝子呢？在具体的行为方面，就得有超越常人的事件。

比如王祥。据传王祥有个后母对他很不好，但是后母想吃鱼，王祥就大冬天趴在冰面上把河冰化开，搞出鲜鱼给后母炖汤喝，就这样，王祥成为了天下人学习的榜样！

司马氏家族非常看好王祥，于是，王祥的仕途平步青云，最后活到西晋，活了84岁，遍享荣华富贵，幸福地死去。不过我就想问一下，不就钓一条鱼嘛，干吗非得趴在冰面上？难道不可以把冰面砸开吗？这样作秀是给谁看呢？

作为一个孝子，对待活着的父母得百依百顺，对待死去的父母也得表现孝心！于是，丧礼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礼仪之一。父母死都死了，这时候再有孝心又有什么用呢？不管！必须表现得极为悲痛，必须按照丧礼的规范来。——其实，人的公众行为，从来就是表演给活人看的。

司马昭提倡儒家，自然少不了以孝治国，针对这一点，阮籍又有惊人之举。

阮籍自幼丧父，全仗母亲一手抚养大。后来，阮籍的母亲去世了，阮籍大为悲恸。按照丧礼，居丧期间不能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必须让自己看起来消瘦悲伤才可以。但是阮籍在埋葬母亲的时候，先蒸了一头小猪，吃完后又喝了两斗酒。吃饱喝足后，到母亲遗体前，哀号了一句“完了”，竟难过得吐出血来，此后身体一下子就垮了。

对待自己最亲的人，这种真实的情感，怎么可以用僵硬的标准来衡量呢？

比较一下当时的“礼法之士”的居丧情况吧。和峤是当时出了名的礼法之士、大孝子，他的母亲死后，他严格按照丧礼来，包括哭泣多久、什么时候哭、哭多大声，甚至每天吃多少米都按照礼制要求，用秤量出，不多一点。但是呢，他“神气不损”，所以被称为“生孝”。

这种虚假的套路，难道真能表达对自己母亲的情感吗？可惜人们就偏偏吃这一套，并且礼法之士还就只认这一套。

阮籍在居丧期间受到司马昭的宴请，席间，阮籍大吃大喝。当时有名的正直君子何曾也在场，何曾就非常看不惯阮籍的做法，觉得你在居丧期间，饮食都该控制，这么大吃大喝，怎么能符合礼制呢？于是当着阮籍的面就告状：

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世说新语·任诞》）

就像郭跳跳对范跑跑有莫名其妙的恨一样，何曾对阮籍也恨之入骨，他建议直接把阮籍流放海外——这几乎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

好在司马昭还算清醒，他替阮籍挡了一箭：“算啦，你看阮籍因为悲伤消瘦成这样子，吃点东西补一补也是应该的，这也算符合丧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