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敢忆衡阳（1944年4月～1944年12月）（第45/74页）

于是，人们就会疑问：到五里亭进行接应的曹营长以150人的兵力可以在敌人重围中杀个来回，数量多于此的援军何以不能突破当面日军的拦截？所谓的援军在局部有没有激战？有。有没有牺牲？也有。但在辽阔的衡阳西线打援的日军只有一个第40师团的情况下，各路援军怎么打成了那样？援军可能存在着这样的普遍心理：万一真的打到衡阳后，反而被日军包围了呢？万一叫我的部队跟第10军一起守衡阳呢？各部前后三次朝衡阳方向进行所谓总攻击，外围貌似打得热热闹闹，但和衡阳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

这是1944年的悲哀。

几天前，7月12日方先觉给蒋介石去第一封求援电，其实也想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当初，蒋介石不是要求第10军守10天到两周么？现在已超额完成任务。接下来呢？守10天到两周，为的是配合对日军进行两翼夹击的大部队，但打到现在根本看不到两翼夹击的可能性。在日军重兵追击下，衡阳东南的薛岳残部已自顾不暇，一翼已断；至于衡阳西南和西北这边，一个个部队蹦过来都难，遑论对日军构成反包围。7月下旬，当“一部死守、两翼夹击”的构想完全化为泡影的时候，蒋介石和重庆军委会就需要及时调整部署，而不能叫第10军在那里死耗。但此时，蒋介石仍寄希望于“解围”这件事本身。7月27日，他给方先觉写了一封亲笔信：“守城官兵艰苦与牺牲情形，余已深知。余对督促增援部队之急进，比弟在城中望援之心更为迫切。余必为弟及全体官兵负责，全力增援与接济，勿念。中正手启。”蒋介石叫人将信复印为几百份空投衡阳城。

现在的问题是：就算那一两支援军到了衡阳城外跟第10军接上头后，又该怎么办？

无非三种可能：一是接应第10军突围；二是进入衡阳，跟第10军一起继续守城；三是跟方部里应外合打退甚至歼灭衡阳的日军。事实是：蒋介石不许第10军突围，至于第二种可能性也并非其所期待。也就是说，蒋介石仍在期待第三种可能性。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蒋介石此时正承受着史迪威和罗斯福逼他交出兵权的压力。如果衡阳突围后迅速沦陷，面对美国人他手里能打的牌就更少了。7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进取得手，则衡阳当可转败为胜。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从这个角度说，第10军是政治博弈的一颗棋子。可是从急速的战局演化看，在7月下旬对衡阳之敌予以驱逐已完全成为纸上谈兵，在打一天看一天的死耗中只能是把衡阳的结局推向一个反面。

退一步说，不谈衡阳保卫战背后的政治因素，纯粹从军事的层面来看这场死耗，蒋介石和重庆军委会的作战指导也没有可取之处，或者直接说他们压根就缺乏一个整体的作战指导，比如说始终没把“解围”和“决战”弄清楚。仗打到7月，整个湘桂之役看不出哪里是决战区，长沙？衡阳？还是桂林和柳州？好像都是，但又都不是。处处设防导致兵力更加分散，最终只能被保持纵线攻击的日军各个击破。美国记者白修德说得更加一针见血：“两个月内，战场上缺乏实在之司令部。”作为亲历者，葛先才在回忆录中的无奈是：“我高级司令部无精算、无配合、不知敌、不知己，不能适时供应战场需求以保持部队续战力，不能适应敌情变化，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单纯措施，都未能做好，更谈不上整个战局兵力之有效运用了。”

另一个事实是：衡阳前后血战47天，为广西的守卫赢得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可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守广西门户全州的将领一枪没打就带着部队弃城了。桂林也只守了两三天，柳州丢的时间更快，广西战局最后完全演化成日军的追击战，最后一直打到贵州独山。难怪后来第9战区参谋长赵子立抱怨：“衡阳经过二十几日激战，又经过十几日激战，不能说没有争取了时间！但这个时间争取它干什么呢？真是毫无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