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瓷器泡沫（第6/8页）

索尔廷先生属于从不出售任何藏品的人，即便抛售，也习惯于采用交换的方式。他会买入藏品。但是，无论给多少钱，也难以诱使他卖出自己收藏的任何藏品。因此，绝对没有机会从他手上买下那件上好瓷瓶。然而，我认识伦敦的一位古董商。当时，他与索尔廷先生有大量生意往来。在加兰德先生请求下，我对那位古董商说：“对索尔廷先生多加留意，尽你所能得到那件瓷瓶。得手后通知我，我一定不惜任何代价拿下它。”3年以后（据叔叔亨利·杜维恩说），他收到了一封电报：“山楂釉里红瓷瓶是你的了。”

那时，索尔廷投入巨资收藏黑釉珐琅彩瓷器，杜维恩以此与他交换了那件瓷瓶。索尔廷以为，过些时候还能把它买回来。“他做梦也没想到，那件东西会离开英国。”亨利·杜维恩继续写道，“索尔廷向那位古董商朋友作揖，向我作揖，恳求回购那件瓷瓶。但是，加兰德先生坚决不肯放手。为此，索尔廷先生一直不肯原谅我。为得到那件瓷瓶，我花了不到4000美元。今天，为重新获得它，索尔廷先生愿意支付25000多美元。”

实际上，那件瓷瓶的市场价格更高。或许因为此事获得意外成功，使加兰德收藏中国瓷器的兴趣大增。他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提出，愿以冠名方式在该馆展示他的所有收藏。此举标志着该馆开始转而收藏中国艺术品。加兰德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创始馆长路易吉·帕尔马·迪·切斯诺拉签署了藏品租借协议。切斯诺拉馆长曾在意大利当过骑兵军官，后来在美国南北内战中担任过上校团长。再后来，担任过美国驻塞浦路斯领事馆领事（切斯诺拉把自己在塞浦路斯岛挖掘的出土文物，卖给了1879年成立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作为交换条件，他当上了该馆馆长）。当两人谈到那件山楂釉里红瓷瓶时，加兰德向切斯诺拉上校透露：“我为那件瓷瓶花的钱，超过了你在57街的房子”（上校为那栋房子花了32000美元）。

1902年，詹姆斯·加兰德去世。有人推测，他会把自己的收藏遗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然而，加兰德改变了主意，并修改了遗嘱。此时，加兰德的继承人们——他的遗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打算在伦敦拍卖所有藏品。然而，J.皮尔庞特·摩根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成为此事的救世主。摩根不久后将担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的副主席。两年后，他升任该馆的董事会主席。他以典型的摩根模式，一举拿下了“加兰德收藏”：首先，亨利·杜维恩以50万美元买下了加兰德所有收藏，其中包含2000件藏品。第二天早上9点，大金融家摩根出现在亨利·杜维恩的办公室。他看似漫不经心，却以板上钉钉的60万美元价格，将加兰德的全部藏品一锅端。另一位杜维恩兄弟詹姆斯·亨利·杜维恩写过一本闲聊式自传。他在其中记录，交易完成后，摩根说：“我知道，加兰德先生的收藏并不完整。”叔叔亨利·杜维恩回答道：“摩根先生，确实如此。”摩根接着说：“那么，如果你为我使它变得完整，我将非常高兴。”用亨利·杜维恩的话说，摩根“那句话意味着全权委托”。

《摩根自传》的作者是工作狂珍妮·斯特劳斯。据她记述，1902年，金融家摩根向杜维恩兄弟支付了20万美元的高价购买中国陶瓷器，并将它们全部补充到“加兰德收藏”之中。

“加兰德收藏”的称号一直沿用到1902年8月。那一年，切斯诺拉上校宣布，从今以后，那批藏品将变更为“摩根收藏”。更名之后，它将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即将完工的新展厅显著位置展示。切斯诺拉馆长向《纽约时报》解释说：“加兰德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人。我知道，他曾一度想把自己的收藏留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但是，他在遗嘱中没有那样做，使我们与他的藏品几乎擦肩而过。”就连提及加兰德名字的展品说明牌，也被移出展柜。此时人们普遍认为，摩根1904年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后，他会把那批租借藏品转化成遗赠。用珍妮·斯特劳斯的话讲，“那时的摩根，已全身心陷入与艺术的恋爱中。其中融合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历史的兴趣、对美物的感知以及对藏品征集的喜爱。20世纪初，摩根的经营达到了特大规模，似乎要占有世上所有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