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4/22页）

然而，如此规模的家长式管理创造了民众服从和依赖的环境，同时培养了一种错觉：没有什么伟大的东西能在没有国家干预下完成，并且除了国家之外，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后来所指的普鲁士的本能，它促进好的市民去为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自私的利益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普鲁士人的目标旨在推进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以一种奇怪方式显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征兆。每个公民都被希望对国家毫无疑问地服从和忠诚，国家以慷慨的社会福利对这种全面的奉献给予奖励，比如养老金、失业保险、残疾保护、医疗保险。社会的希望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将自己定位于服从命令的德国人，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反过来，根据表现、才能、对国家的忠诚，由国家对所有的德国人作出判断。

然而，这些信念依然是愿望性的想法，因为实际上占据统治地位的保守主义精英不愿意包容大多数人，让他们更多地分享消耗性的资源，并且，家长式管理不能掩盖第二帝国分配正义上的巨大差异。因此，阶级的冲突大量存在。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恰当指出的，帝国的精英没有建立与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联系的桥梁，而是在扩建壕沟。另外，帝国的领导阶层越来越多地用敌意的词汇，依靠对所有类别的德国人都熟知的心态表达它的不安全感。这种心态把世界分为朋友或者仇敌。政治上笨拙且在许多方面如小丑的皇帝威廉二世（1888—1918）的即位，象征着新的德国的虚弱。年轻而造作、不成熟也没有安全感的皇帝，明显是德国的写照，因为他体现了一个没有发现自己稳定身份的国家，它试图通过令人恼怒的姿态和武断的自我肯定来掩盖它的虚弱。

德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是文化和教育的卫士，反映了体现在新的帝国制度中的紧张和异常。俾斯麦用“铁与血”铸造了新的德国。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向知识分子发动了明显的甚至是嘲弄性的挑战。一个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是如何回应一个新的、军事化的德国的呢？知识分子远没有向权力言说真理，而是很快向它投降。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俾斯麦执政之前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向他的成功投降。在普鲁士军队凯旋之后，他们扮演了令人吃惊的完全变脸，放弃了他们的和平民主理想，把它作为非现实的白日梦。精神王国的幻象与歌德和浪漫主义的诗人紧密相联，许多有教养的犹太人不无反讽地依然把它当作“真正的”的德国。这个幻象很快让位给军事大国新的幻象。正如一个帝国行政官员所认为的那样，在其中，军国主义是平民的心灵状态。

俾斯麦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成功，给许多德国的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成功也似乎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在主要的学术圈子里对斗争、竞争、力量普遍尊崇的支持。这些德国知识分子开始坚信，生活的本质存在于权力当中。甚至弗里德里希· 尼采也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所称的“权力意志”，这个词汇后来被纳粹大张旗鼓地宣扬。可是，他过去曾经警告过德国人：没有精神深度伴随的权力政治，只会使德国人愚蠢和野蛮。他现在还认为：“权力意志在哪里匮乏，哪里就会堕落。”作为一种解毒剂，他敦促德国人去重新发现他们的生命之根，通过英雄的“自我征服”去超越颓废的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提高“对退化毫无怜悯之心”的超人所组成的高贵阶层的统治地位。尼采高度暗示性的、格言性的哲学，使它得到了大量粗糙的误解，权力意志和超人的概念能够——结果也总是——与斗争和适者生存的粗糙的达尔文主义观点，与新浪漫主义对权力神话、富有领袖魅力的英雄角色、辉煌征服的幻象等信仰融合为一体。

换句话说，尼采对权力的精神化，只是在种类上与其他一些较少含蓄、更具攻击性的话语存在差异。在具有种族倾向的民族主义者的话语中，权力意志很快就从尼采对“精神超越”的信仰掺杂为野蛮的统治和放纵的侵略。对神话的信仰，是将民众和他们共同的过去联结起来，这一信仰能够轻而易举地变成集体的妄想和革命的冲动。在粗糙的达尔文生物学和“种族卫生学”的影响下，哺育更高类型的人，而不再保证教育出“拥有耶稣之心的恺撒”的想法，导致了国家资助的人类种马场的计划，导致了通过绝育或种族灭绝清除不适应生存的人。无论高级还是低级的知识分子，都沉迷于他们对权力的颂扬之中，视它为现实的最高来源和认可，而非某一特殊目标的实用工具。同样，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他们视国家为绝对意志在尘世的显现，而非习惯性的一套人类制度。从这一点出发，创造名言“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 特赖奇克反复坚称：每一个德国公民必须将自己虔诚地奉献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