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16/39页）

问：孙副长官，你为什么不把打哈尔滨计划，向杜长官建议，也许会被採纳。

答：杜聿明这种人有胆量去做吗？我绝不相信。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松花江北岸大桥底下的陶赖昭桥头堡，我在那裏摆了三百人，到今天与长春失去联络半年多了，到现在还在坚守着。共匪发动攻势时，杜聿明曾让我把这三百人撤到德惠，我没有撤；我们如不想光复松花江以北地区那没话讲，如将来还想接收北部，还想拿哈尔滨，有这个桥头堡就有用了，将来作战时，不知可省多少力量，可以少死多少人。陶赖昭桥头堡那裏有粮食、有弹药、有水、有发电设备，这是日本人预备和俄国人作战经营的永久工事；共匪如想拿这桥头堡，林彪非準备牺牲很多人不可，我有一万分把握，共匪不会随便去攻这个桥头堡。（笔者按：孙立人作此项谈话时，係在民国卅六年六月，事逾一年，迨民国卅七年十月廿三日，共匪宣称已佔领长春时；笔者在南京看到报载，我空军飞临长春上空，侦查确实情况时，见长春市区沉寂，有如一座死城，已看不到大建筑物上的国旗；但在松花江北岸陶赖昭桥头堡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仍在迎风招展。笔者看到这则新闻，心中酸了好一阵子，东北之败乃至全国之败，决非败在前线战士，乃败在高级将领争权夺利，败在经济紊乱，败在封疆大吏的腐败⋯⋯）

问：农安之役究竟是怎么会事？

答：（孙立人好像不太自然，回答时亦不像其他问题那么「斩钉截铁」与雄辩滔滔，他讲了几句，笔者并没有捉住话的中心，只好像是说：「当时长春、德惠等地仍有共匪大的部队，新一军如移师农安，德惠等地共匪亦将跟蹤而至等」。）

问：在杜长官与孙副长官之间，是否有人在挑拨离间？

答：谁在挑拨？我知道他们在造谣，说我接近民主同盟份子，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笔者鑒于孙立人那种义愤填膺的样子，自知劝也劝不了，乃行告辞；在廿余年后的今天，来检讨这件事，在客观上杜聿明与孙立人均有责任，但孙立人究属部下，以下抗上更难为人所谅解，中国人为什么就没有对事不对人的肚量，为什么就没有事过之后原谅对方的胸襟，而拿国事作为个人洩愤的对象，国家失败了，个人难道就可独善其身吗？

东北国军重要将领失和情形，被林彪打听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便大胆的在东北施展陆上「跳岛」战术；越农安打怀德，越长春打四平，越四平打铁岭，越瀋阳打锦州⋯⋯终致糜烂了整个东北。孙立人在铁路宾馆盘桓了一阵子后，深感无聊，不久便称病辞职去了南京，他深蒙最高当局的器重与爱护，改任陆军总部训练司令到台湾来练新军。杜聿明也于陈辞修将军出主东北行辕后因病去职到了北平。杜聿明与孙立人的先后离开东北，代表了国军在东北全盛时代的结束，也代表了混乱失败时代的开始；这距杜聿明率师于卅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出关还不到两年，这距吉长大捷，兵临松花江畔才整整一载；局势就这样转变了，好像一霎眼便全变了，不要说东北老百姓蒙在鼓裏，就是身为记者天天在各处跑来跑去的人，也为这突变所惊愕。杜聿明率师出关时，今日克绥中、明日佔兴城的声威到哪裏去了！吉长大捷时，那种作扇形扩展的雄风何在！东北局势变了！全中国局势也跟着变了！

我迄今仍然清清楚楚记得，把母亲临时缝的羊毛坎肩往贴身一裹，披上大衣便匆匆就道时的情景；也记得车过山海关时的意气飞扬；更记得在瀋阳街头见到低头躬腰的日本人时，内心那种满足！我忘不了四平街解围后，在陈明仁（在瀋阳作四平街胜利游行）游行花车上，那种兴高采烈的滋味！也忘不了「公主屯」之役后的悲愤！更忘不了乘飞机告别瀋阳时的黯然神伤！

（原载《传记文学》杂志总第126期，1972年）

徐蚌会战国军失败的最大癥结

——邱清泉对黄伯韬见死不救之谜

起舞

徐蚌大会战揭幕前夕，国军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围，终至全军覆没，实为徐蚌会战中的一件大事。假如当时黄伯韬部从连云港能顺利开到徐州集结，国军能完成徐蚌会战的预定部署，战局便将完全改观。当时国共双方用在这一战役的兵力，都逾五十万人以上。但因国军装备远优于共军，如运用适当，很可能一举而将陈毅刘伯承部予以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