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抚躬自问 痛定思痛（第9/19页）

至少东北之亡，我是不能辞其责的。无论站在参谋总长的立场，或是行辕主任的立场，我都要负一大部份东北沦陷的责任。所可问心无愧者，就是我已尽心竭力而为之，未敢丝毫怠忽职守，当胃出血病况严重之际，至不惜继之以死，如是而已！

大陆究竟是怎样沦陷的？

蒋纬国^[4]

国际、国内环境所发生的影响

先父检讨反共斗争中的错误和缺失，及其对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形势与影响称：

我许身国民革命，已49年，从不计个人的毁誉，亦决不推诿自己的责任。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其中美关係《白皮书》。当时我已经宣布下野，离开政府已有六个月了，惟闻政府亦要计划一份《白皮书》，指责美国政府自雅尔达会议以后，在中国局势演变中，所应负的责任。我极力反对这个说法。我当时就告诉来台徵求我意见的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说。我们中国在美国还有许多的友人，并不因《白皮书》而对中国国家的前途感觉失望，亦不因此而对中国政府的信誉有所怀疑。现在我们政府如果为此，要与美国来作无益的辩论，这不只使我们两国人民百年来所建立的传统友谊，将受到莫大的损伤而无法补偿。而且其结果，惟有增强俄共离间中美阴谋的助力，达成其所预期的目标，而使其称快而已。我们中国处世以及做人处事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

由此可知，我中华民国政府当时受到国际间的阻力是如何的险恶！以下事实的披露，更可提供作历史的见证。然而本人又为何反其道而要揭穿其中之关键呢？一则时间上已过去50年，历史要作新的评价；二则应重估西洋人心态之本质和特性；三则从其国防和外交的自我需要，这就是我要从其人缘和史缘方面检讨，始能了解平心而论其真相，从而入手，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之根本。因为西洋人之个性直言其隐，说穿其对与错，得与失，只要说得对，他们反觉得我们的诚恳；我若谦恭，只说己过，西方人亦尽以过失加诸我方，反以表面之功尽居诸己，以为一切成功，全因自己之能力运用得当，而得之自然，引以为得意。虽在西部开发中，曾一再欺骗红印地安人以求胜，事后有人引以为耻，但最后仍以力克服，终将之逼至最贫瘠之地而困居之。又有何人同情！可见白人之自大，为乱世之又一因素！但平心而论，以东西方之团队能力，和合作精神，人缘与史缘战略之东方人证诸近代史实，确实逊人一等！那么怎么办才好呢？我认为一方面应把握先父之基本精神，一方面还应从史学家诚恳之本质入手，久之必能化敌为友，本文决无刻意重新掀起旧恨新仇之意！

抗战后至戡乱期战争形态之演变与国共战力之消长

一、战争形态之演变影响整个戡乱形势

当先父发现中共缺乏诚意与政府合作，拟即发起全面剿共时，因当时中共力量，实不足以与政府抗衡，美、苏、英三个列强，唯恐抗战胜利后，先父领导的中华民国强盛起来，将影响他们在亚太印洋的权益，乃一面全力援助中共，一面百般阻挠国军的剿共行动。苏俄则以军事装备积极编训中共军队，充实共军战力；美国则运用调停小组与美援政策，拖延国军反击时间，以利共军能获得充份的时间，从事整补与训练，建立足够的武力打击国军。而中共呢，则配合美、苏的行动，发动了「蒋总统不下台，美援不会来」的心理攻势。易言之，美苏一唱一和，中共唯命是从。因此，中共方面，来自三方的力量（包括中共本身），扩大了中共叛乱势力。而国军方面，则受到三方面的压力，包括美、苏对国军的打击，与中共的宣传，同时，中共配合了美国政府的行动，发动了「蒋总统不下台，美援不会来」口语的心理攻势，野心家及动摇份子附和和鼓譟。先父为了但求美援救国，有助于民，乃于1949年元月21日宣告引退。当时的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后，立即废除动员令与戒严令，释放被拘捕的叛乱份子，并派代表团与中共和谈。结果是中共扣留和谈代表，宣布战犯名单，大举渡江南下，戡乱战争完全崩溃，使中国大陆沦入铁幕。最后美国政府发表了一纸《白皮书》，明白地公告：「中国大陆的沦陷，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美国不负任何责任！」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恶劣情势下迫使国军剿共的力量，不论政、经、心、军，都面临在複杂的环境中奋斗，日趋劣势。已如于前述，其中有一点最大的关键因素，值得在此一提，中共特别重视宣传，不择手段对国内外知识份子下工夫，长期诬衊先父与其领导之政府。因而不少中外偏激的学者，均相信中共的说法，如国内的民盟人士罗隆基、闻一多等；国外的费正清等。而一般社会人士总以为学人说法应可信。但此批人士发言均做了中共的应声虫，遂致我中央政府陷于孤立。而将大陆陷共的责任，完全归过于先父一人，这很不公平。因为满清中叶以后，社会风气因循敷衍；民国成立，风气稍改，但旧习虽除，行政效率自然不理想。先父虽积极推动，一人又安能短期内改革社会风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