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抚躬自问 痛定思痛（第11/19页）

四、美苏联合以政、经、心力击溃我军力

当我们最需要军经援助的时候，我们的盟邦美国，以停止美援或迟缓美援为要胁，迫使我们接受〈雅尔达密约〉的既成事实；中止了1942年开罗会议中协议之装备中国新军90个师（当时已运抵中国装备了35个师，且尚缺乏支援机动作战之设施与干部教育！）；并取消了结束战争时负责空运国军抢先至华北、东北地区的承诺；且干涉我内政，压迫我们与叛乱的中共停战和谈，组织国共联合的政府，束缚我们的戡乱战争。苏俄此时业已将其部队推进至我东北，依〈雅尔达密约〉驻守旅顺与大连二港，阻我国军以水路赶往东北接受日军之投降。国军迫于状况紧急不得已乃将所有的30个精锐的美式装备师，由陆路推进到东北接收领土。时美特使马歇尔于1945年底来华，迫我与共党谈判，并建议组织联合政府。国军开抵东北原为接收，终成对中共作战。而当时破烂之共军则躲至苏军之后，或避至鸭绿江南，受苏军与北韩之掩护。而美之「调停」人又大喊停战，等候三人小组（中国、美国与中共）之谈判。待共军获得苏军之支助且分别进入战略要点（攻者必经，守者必固之战略要地）扩大其全面叛乱，突然反击，美从不叫停。如国军反击而突入敌阵将近捕歼共军时，美以和谈与停援的要胁要求停战。

其间限制国军行动，并宣布自1946年8月起对华军火禁运。两年之后这批美装师战力消耗殆尽；国军除少数撤回外，大部份为中共吞灭。在东北地区之中共军（林彪部第四野战军），一面得到了苏军之支援，一方面吃掉了国军30个美装师并收编约30余万伪满洲军后，势力坐大。特使马歇尔反甩手回国，并向国际指责中国政府为腐化无能，他已无法帮助。1948年7月，76余万共军入关南下，北平、天津、徐州、蚌埠相继陷落，戡乱战争的形势乃告逆转。其间国军前后方将校自亦有错乱之过，但在国际大战战略大势已定，在战后政、经、军已经衰竭，军民均已疲乏不堪之际，且在国际大战略以及内部叛乱之箭头均指向当时战后第一届民选总统、当年之蒋委员长时，中国岂是以一国之力可能抗争者！或仅以武力及忠勇之人力可以挽回者！果然，亦只是拖延时日而已。

事实上早在史迪威将军（Lt. Gen Joseph Stillwell）指挥在东方之美军并兼中、印、缅战区先父之参谋长时，曾有外国军官，多次想下毒手谋刺先父，幸天佑我国、我民、其阴谋从未曾得逞！

在马歇尔返美后，全国已造成疯狂心态，说「蒋介石不下台，美援（指军援与经援）不会来」，先父默默然完成离职手续。他卸职后为了息事宁人，保国于当时之状况，救国于未来之远图，一面以党揆与黄埔之身份和关係，先则亲至各处完成战略撤退之诱导（以自己为饵，诱敌西进，迅将政府兵力与民间工商播迁台、澎、金、马）巩固日后之反攻基地；对美则不作政、心之反击或自辩，以待日后美政被共谍渗透之状况好转，再建中、美大战略之关係。

（本文摘自蒋纬国撰《历史见证人的实录——蒋中正先生传》，台北青年日报社出版，1997年10月初版，下同）

蒋介石慨叹兵败如山倒

宋希濂^[5]

一九四九年三月廿四日，参谋长顾祝同派专机送我与关麟徵去奉化溪口见总裁。第二天早晨，蒋介石在丛林中的一栋小平房——蒋母坟旁的坟客住所向我们两人讲了一大段话，兹记述其要点如下：

一、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像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已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的时间裏，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功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筋疲力竭，给共军以更多可乘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益削弱。抗战期间，日军一个小部队，据守一个据点，我军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围攻多日不能克，就是因为日本军队有武士道的精神，他们的官兵视死如归。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期间，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你们现在带学生（那时关麟徵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带部下，首先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